1931年4月5日清晨，济南纬八路刑场，邓恩铭与另外21名共产党员被押赴刑场。关于他的公开记载，后来不断修订：籍贯、出生日期、民族、姓名、是否见过列宁，以及婚姻经历，都曾出现过不同说法。
邓恩铭牺牲后，相关材料长期分散在报刊、亲属回忆和地方调查之中。直到1961年前后，山东、贵州陆续展开资料整理，研究才真正起步。董必武途经济南时，还写下“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的诗句，提到王尽美与邓恩铭。
最早引发争议的，是籍贯。1931年4月8日，《申报》称邓恩铭为安徽歙县人；1961年的一篇传略又写成云南人；同年《大众日报》则明确记为贵州荔波人。三种说法并存，原因并不复杂：当时敌方登记粗疏，早期回忆材料也存在转述误差。
1963年，贵州省博物馆派工作组到荔波访问邓恩铭的弟弟、舅父等亲属。调查显示，邓氏祖籍广东嘉应县，约在上五代迁到贵州荔波水浦，邓恩铭父亲一代才搬到荔波县城。由此看，荔波是他的出生地和成长地，祖籍则另有源流，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出生年月也经历了修订。1931年敌方报道邓恩铭“31岁”，此后不少资料便据此写作1900年出生。但亲属调查取得邓氏族谱资料，记载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冬月十五日午时，换算为1901年1月5日。
这里还牵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若按公历生日计算，他牺牲时实际年龄为30周岁；当年报道所说的31岁，可能采用了虚岁或概略记法。因此，资料中出现“31岁”与“1901年出生”并不必然矛盾，关键要看采用的是哪种计龄方式。
民族归属的变化，更能说明历史调查的复杂性。早期传记多称邓恩铭出身苗族家庭，贵州博物馆的初步调查又曾判断其为汉族。1978年，当地文化部门再次走访水浦村民和邓氏亲属，获得了另一批信息。
村中老人回忆，邓家在水浦居住了七八代，长期使用水语，与水族通婚，生活习俗也与当地水族相近。邓恩铭的弟弟邓恩光曾解释：“过去为了读书方便，也怕受到歧视，家里人有时就说自己是汉族。”这类口述材料，揭示了户籍认同与地方社会归属之间的差异。
因此，后来的调查报告认为，判断民族不能只看祖先迁徙，还要考察共同语言、生活区域和社会习俗。综合现有材料，将邓恩铭认定为水族较为稳妥。这个结论不是凭一句回忆作出，而是结合家族史、地方社会和亲属口述逐步形成的。
姓名问题同样耐人寻味。邓恩铭一生使用过多个名字，其中最常见的是“邓恩铭”“邓恩明”和“黄伯云”。“邓恩明”并非简单的原名误写，邓恩铭少年时期的课本上，确实同时出现过“恩铭”“恩明”“尧钦”等署名。后来写文章、通信时，他也反复使用“邓恩明”。
“黄伯云”则有清楚的家族背景。邓恩铭的祖父有一位弟弟过继给姑母，改姓黄。那位亲属的儿子黄泽沛，是邓恩铭在山东求学时依靠的“二叔”。1917年，邓恩铭赴山东继续读书，为融入亲属家庭，取用了“黄伯云”这个名字。
这个化名后来还成为保护身份的重要屏障。邓恩铭三次被捕，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捕时，敌方一度只知道他叫黄伯云。直到1930年，审判人员张苇村与他相识，审讯中直接叫出“邓恩铭”，其真实身份才彻底暴露。
关于列宁是否接见过邓恩铭，现有材料并不能支持肯定说法。1922年1月，邓恩铭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有文章称他受到列宁接见，并留下关于粮食分配的印象，但相关叙述缺少可靠档案依据。
已有研究指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的中国代表是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张国焘回忆此事时，也没有提到邓恩铭。因此，“邓恩铭受列宁接见”更像是后来的误传，至少不能当作已经证实的史实。
婚姻经历过去记载很少。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1911年出生于山东益都侯庙村，曾在仓廒女子学校读书。1926年，她加入共青团，参加学生运动，因反对学校压制学生而被开除。此后，她通过革命活动与邓恩铭相识。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常到益都开展工作，魏家大院也成为山东党组织人员秘密联络的地点。侯玉清与邓恩铭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感情。两人的合影和侯玉清留下的文字材料，使这段长期被忽略的经历，逐渐从零散线索中恢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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