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4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李济深主持了一场人数很少的公祭。墓碑前，陈宝仓的家属安静站立。那时，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位国民党中将为何被安葬在这里，更不知道他临刑前，已经把家人送出了台湾。
这场公祭之所以低调，并非规格不高，而是案情仍处于严格保密之中。陈宝仓牺牲后，国家为其家属颁发的纪念证编号为“0009”。这个数字，记录着一段隐蔽战线的牺牲，也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他明知自己难以脱身，为何还能让一家人提前离开？
答案，藏在一个普通孩子的所见所闻里。
1949年秋，台北街头，一名正在上学的女孩看见军车经过。车上的人被捆绑着，身后插着草标。她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父亲陈宝仓。陈宝仓没有急着追问，只是站在窗边沉默了很久。
对局势敏感的人，往往能从细节中判断风向。陈宝仓很清楚，台湾对地下关系的搜查正在收紧，危险已经不再停留在传闻中。
他把妻子师文通叫到身边，只说了一句：“带孩子先去香港。”
师文通追问原因，他没有解释，只让她尽快准备。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妻子带着三个女儿以家庭矛盾为由离开台湾，表面上像是负气出走。陈宝仓没有送行，甚至不能表现出半点不舍。
儿子陈君亮的离开更难。按照当时规定，适龄男丁必须服役，不得随意离台。陈宝仓托人办理出差证明，让儿子以赴港采购的名义登船。临行前，父子二人短暂交谈，他叮嘱道：“好好读书，做个有用的人。”
这不是普通的家训，而是诀别。
1950年1月，陈君亮抵达香港。两个月后，陈宝仓被捕。时间上的空隙，成了家人活下来的机会。不得不说，这种安排不是偶然脱险，而是他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冷静判断。
陈宝仓早年并不是地下工作者。抗战时期，他以能战善谋著称。1938年春，日军轰炸安徽宣城，他在指挥部队转移时负重伤，右眼失明，身上留下多处伤口。按军医意见，他本应后送休养，却坚持留在战区。
几个月后，他仍出现在武汉会战前线。后来，陈诚将其推荐给张发奎，任参谋长。德安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重要战果，陈宝仓也由此受到重用。战场上的经历，使他看到了军队之外更深的社会力量。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为他接触共产党人提供了条件。他在武汉城防机构工作时，曾与周恩来有过接触，也认识了参与战地工作的进步人士。那些人的作风和信念，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
1939年后，陈宝仓担任第四战区代理参谋长，开始为进步刊物撰文，并与左洪涛等人编写游击战教材，相关材料还被秘密转送到延安。一个身居国民党军队高位的将领，逐渐完成了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1942年，越南革命者胡志明在广西被捕，面临被处置的危险。陈宝仓与张发奎出面周旋，将其暂时羁押，后来设法释放。此事引起国民党方面不满，他一度被传讯调查。日本投降后，案件才因局势变化而暂时搁置。
1945年10月25日，青岛接受日军投降时，陈宝仓代表中方接受日军指挥官交出指挥刀。此后，他负责山东地区的兵站和军需调拨。这个职位看似只是后勤，却掌握着大量物资和运输信息。
有一次，部下抱怨物资运输途中“丢失”，陈宝仓却没有追查到底。外界普遍认为，这些物资实际上被有意转交给了解放军。1947年，他因此被免职，并被怀疑有“资共”行为。
1948年，他在香港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人员接触，并秘密加入民革。次年赴台湾后，他与吴石建立联系。吴石负责参谋工作，陈宝仓则凭借身份接触防务资料，整理台湾各地部队部署、兵力和火炮位置，再通过秘密渠道转出。
这条情报线持续了一段时间。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捕，相关材料被搜出，陈宝仓的笔迹也被辨认出来。有人曾劝他乘船离开，他没有立即答应，因为还要确认接收情报的人员是否安全。
几天后，他被捕入狱。审讯中，他承认与吴石有工作往来，却拒绝承认传递军事情报。狱中有人回忆，陈宝仓受刑后行动缓慢，但每次经过牢门，仍然挺直腰背。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吴石、朱枫、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临刑前，陈宝仓留下遗书，请友人转告家属，身后火化。
家属后来设法找到遗体，并冒险将骨灰送往香港。1951年，李济深出具证明，确认陈宝仓是为祖国统一事业牺牲。1952年，陈家收到编号为“0009”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纪念证。那张证书送达时，陈宝仓已经离世两年，而他的家人，早已按照他的安排平安离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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