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是纸媒时代的产物，且具显豁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副刊百余年的生命史中，副刊凭借其独特的叙事和表意方式，伏脉千里，逶迤绵长，滋养了中国报刊的千山万水。
副刊是中华文脉留给中国现代报刊史的遗产。废除科举之后，西学成建制进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变天”，知识分子“改命”，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以现代大学和报刊为“媒”，开启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大背景下，副刊从原先留守传统文人雅趣和游戏笔墨的“自留地”，也被新文化启蒙者接管，传布新知，启智新民。当时就有四大知名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和《时事新报·学灯》，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活跃于此。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即是在《晨报副镌》连载的。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先后担任过《晨报副镌》主编。回望百年中国新闻史，副刊如果缺席，一定失去很多光泽和底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大批闪亮的名字均在报纸副刊上活跃过，很多报刊都以办副刊、出名副刊为荣。
副刊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和补白，而是正刊的延伸和升维。副刊的价值，就像我们家中的书房，其存在的意义是超出功利层面的。与正厅、厨房、居室相比，书房的功能不怎么刚需，不过一旦有了书房，它给生活带来的增益和光亮就非同寻常了。副刊即便为方寸之地，但其对于一家媒体来说，其意义绝非物理空间可度量，它给媒体打开了另一个视野，将媒体的时间刻度变宽，生命变长，底蕴变厚。
放眼当下，没有副刊的媒体，就会缺少从容和气韵，显得局促和粗粝。副刊存在的意义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甚至可以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时代变化太快，人们常常感到生活过于致密，大多数人被困在关于绩优主义社会竞争的“成功叙事”之中无法自拔，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社会竞争意义上的“全体挫败”。在加速的社会里，人有时像是转盘上的仓鼠，只有拼命地奔跑，才不至于掉下来。平时，我们生活在“白天”世界，为生计打拼，为名利所累，困在生活的围城中，拥堵在被社会格式化的空间里。内卷的人生、超载的生活，使得人们“压力山大”。生活的节奏不再由个人所掌控，而是被高度建制化的外部性所掌控。病态的职场、超重的学业、拥挤的人生、网络上的焦虑，这些无不在侵蚀着人们的“玻璃心”。
社会加速、内卷，与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深度嵌套在一起。在深度媒介化社会，我们目力所及乃至不及处，涌动形形色色的信息和意见漂浮物，良莠杂陈，泥沙俱下，以至于沉浸日久，会生发深重的倦怠感。这个深度媒介化的喧嚣时代，每个人似乎都有言说和表达的机会，但每一个“我”似乎都是“失语”的，并没有被“听见”。形形色色目不暇接、不绝于耳的信息无处不在地影响每个人的心境，让人难有定力去过滤乃至屏蔽各种喧嚣的杂音和噪声，人的心灵空间里充斥着杂音、噪声。当视听媒介放大、扩张了人类感知和表现世界的通道之后，文字的通道就被挤占了，文字对生活和世界的能见度和介入能力也就变弱了，文字表现力弱化了。潦草的文字对付潦草的心情，粗糙的心境也在承应粗粝的文字。于是，在心与物之间，在言与情之间，形成“双减”负循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副刊不仅不能缺席，还应主动向前，积极作为。然而，对于当下的正在荒野求生的多数媒体而言，副刊似乎无暇顾及了，甚至会被作为包袱嫌弃。这是对副刊的误读，甚至误杀。
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语境下，如何办好副刊？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考题。小而言之，副刊滋养的是一个个焦灼的社会心灵，润泽细颗粒度的浮躁社会心态；大而言之，副刊担当文化和文明的使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
上海书展《夜光杯》80周年特别版新书《我从来没觉得“老”》签售（摄影：新民晚报 王凯）
副刊，不能因其副，小觑了它。也不能因为我们急于赶路，而怠慢了它。把它丢下，也就把我们自己丢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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