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0日前后，湖南长沙东岸乡张公岭，谢立本终于拖着一双赤脚回到家中。头发掉光，脸上结着黑痂，双腿红肿得无法正常行走。可他没有等来亲人迎接，老母亲已经死于逃难途中，70多岁的祖父头部被日军打出两个大洞，见到孙子不久便含恨离世。
这场归来，距离谢立本被抓走，已经过去整整100天。
时间要拨回到6月1日上午。那天，他在村中被日军抓住，没有被当场杀害，而是被迫充当挑夫。日军沿着洪山庙一带推进，沿途抢夺粮食和杂物，再交给中国百姓搬运。为了防止逃跑，士兵把挑夫两人捆在一起，白天赶路，夜里也不得解开。
被捆住的人，穿着单衣单裤。天气一冷，身体便不停发抖；太阳一出，又被晒得皮肤开裂。更难忍的是缺水。队伍经过麻桥、丰塘铺时，沿路尽是烧毁的房屋和死去的人畜，日军却不许挑夫停下，更不肯给他们饮水。
有个50多岁的周姓挑夫，因为听不懂命令，没有及时坐下。日本兵冲上去打得他满脸是血，随后将他拖到外面刺死。第二天，谢立本从尸体旁经过，看到身上留下许多刀刺的伤口。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所谓“挑夫”，不过是被暂时留下的囚徒。
逃跑更是拿命去赌。
一名挑夫趁日军休息时挣脱绳索，刚跑上山便被狼狗追住。日军随后赶到，将他砍死在山坡上。丰塘铺附近，63岁的严三被派去打水。日本兵以为老人跑不远，没有跟随。严三刚丢下木桶逃走，便被骑马追上的士兵打倒，头部遭土砖反复砸击。
日军的残暴，不只体现在屠杀，也体现在对人的持续消耗。6月4日，谢立本等人被押往麻林桥、青山铺修路。大雨把道路冲成泥地，车辆无法通行，日军便拆掉沿途民房，把瓦片铺在泥路上。房屋拆完后，许多屋顶又被付之一炬。二十多天后，道路勉强修通，坦克从上面开过。
为了控制两百多名苦力，日军把他们分成四个分队，每队约64人。6月28日，谢立本所在的分队遭遇空袭。日军钻进山里躲避，来不及逃走的挑夫只能挤进路旁弹坑。
轰炸开始后，坑外一片火海。有人惊慌地往外爬，被飞机发现，炸弹紧接着落下。高一爹从坑边滚进禾田，侥幸活了下来；其他人却大多倒在弹坑周围。64名挑夫，活着的只剩谢立本、高一爹以及邓、陈两人。
轰炸结束，日军逼着幸存者清理尸体。弹坑里有三四十具尸体，有些人尚未断气，还在喊水喝。可在枪口威逼下，幸存者只能把他们拖进坑中。随后，日军又命令他们抬走被炸死的日本兵。
天气炎热，尸体很快腐烂，脓水顺着担架不断滴落。谢立本等人只好用黄草纸捂住口鼻。7月1日，队伍到达荷叶塘一带，因铁路桥被炸，只能趁夜行走。直到7月3日，日军才设法将尸体装入棺材。腐烂的尸身粘住手掌，难以分离，士兵甚至砍下一只手烧成灰带走。
长途押运中，谢立本连脸和手都没有清洗过，脸上结起厚厚黑痂。日军不许他们在行军途中停下方便，许多人只能弄脏裤子，随后把裤子丢掉。那不是普通的劳役，而是让人失去尊严、体力和求生希望的折磨。
9月，日军开始撤退，队伍的控制却出现松动。一次行至捞刀河附近，暴雨突然落下。日军抢来一头猪，肉还没有煮熟，中国军队便追了上来，士兵丢下锅灶连夜逃走。屋里只剩一名看守，雨声盖住了撬门声。
有人低声说：“门开了，快走！”
谢立本跟着冲进雨幕，一口气跑出几里路，躲进山中一户刘姓人家。屋里只有一名妇女和孩子，妇女让他洗去脸上的污垢，又替他指明去路，并送他走到龙凤桩。至此，他才真正脱离日军控制。
可逃回来，并不等于苦难结束。他的一岁多孩子逃难时因饮用泥水染病死亡，家中老人也相继离世。谢立本自己瘦得只剩一口气，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过一句：“这100天的苦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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