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京城里，于成龙的灵柩出殡。沿街百姓自发停下生意，男女老幼聚在道路两旁，许多人跪地相送。一个官做到两江总督的人，身后却没有成箱财物，家中只留下几件旧物和一套官服。
这场葬礼之所以轰动，不是因为他的官职有多高，而是因为百姓知道，这位封疆大吏生前过的日子，和普通人并没有隔着多远。
于成龙出身山西永宁州一个读书人家庭。明崇祯十二年，也就是1639年，22岁的他参加乡试，却没有中举。由于在试卷中直陈时弊，文章虽有见识，却未能进入正榜，只取得副榜贡生资格。
放在当时，这个结果意味着仕途仍有一条缝隙，却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出路。于成龙没有急着钻营，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逢迎上，而是回乡奉养老父。明清鼎革之后，他又曾在太原崇善寺读书多年，但顺治八年乡试仍然落第。
这一次打击并没有立刻把他推上仕途，反而让家庭压力变得更加沉重。兄长去世，父亲年迈，妻子和几个孩子都要依靠家中支撑。一个传统读书人若只谈功名，便显得空泛；可若连家人都养不起，所谓抱负又从何谈起？
父亲去世后，于成龙再次进入国子监学习。顺治十八年，44岁的他接受朝廷任命，远赴广西罗城担任知县。这个年纪出任偏远小县的基层官员，已经不能算年轻起步，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仕途上走了一步险棋。
罗城当时地处偏远，战乱余波未平，县城仅有几户居民，县衙也十分简陋。于成龙初到时，连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得暂居关帝庙。面对这种局面，他没有先想着修饰门面，而是把事情拆开来办：整顿治安，安置流民，恢复耕作，修建房屋，延请教师。
当地盗匪盘踞，单靠文书命令显然不够。他建立保甲，组织乡民守望，同时又分清胁从与首恶，没有把所有百姓一概视作乱民。有人劝他采取更强硬的办法，他只说：“治乱要有法，办案也要看人。”
三年之后，罗城逐渐恢复生气。百姓能够下田，商旅敢于通行，地方秩序重新建立。于成龙并非凭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功成名，而是在最不起眼的县政中，把一座残破小城慢慢扶了起来。
康熙六年，1667年，他被举荐为广西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后来调任湖广黄州府同知、黄州知府，正逢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起兵，湖南、贵州等地局势剧烈动荡，湖北也受到冲击。
麻城出现骚乱时，地方官员曾大肆捕人，许多与叛乱无关的百姓受到牵连。于成龙接手后，先查清事实，释放无辜者，再对真正的首领进行招抚和处置。他甚至亲自进入山寨，与刘君孚谈判，使局面在较短时间内平息。
黄州形势更紧张时，他没有选择弃城退避，而是组织乡勇守卫地方，并亲自参与行动。黄土坳一战中，官府力量并不占优势，于成龙却坚持稳定民心、分化叛众，最终擒获首领何士荣，黄州局势很快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于成龙的“能干”，并不只是敢打敢冲。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任福建按察使，正赶上海禁政策下的“通海”案件。部分官员为了邀功，把沿海百姓轻易定为重罪，甚至牵连无辜。
于成龙查阅案卷后发现，许多案件证据薄弱，却动辄判处极刑。有人暗中提醒他不要触怒上官，他回答：“人命至重，不能只求保全自己。”随后，他重新核查案件，使大批百姓免遭冤杀，并为贫困者筹措返乡费用。
这件事让他的名声传到朝廷。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受到康熙帝召见，被称为“清官第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出任两江总督，统辖江南、江西两地，成为清廷倚重的封疆大吏。
官位越高，生活却没有变得宽裕。于成龙常吃粗粮、野菜和稀粥，长期不食肉，江南百姓因此称他为“于青菜”。他要求属吏节俭，不许借公务之名铺张。总督衙门的风气，也因他的约束而明显收敛。
遗憾的是，仕途上的二十多年，几乎也是与家庭分离的二十多年。于成龙从广西到四川，再到湖广、福建、直隶和两江，足迹遍及南北，却很少携带家眷。与发妻再次相见时，夫妻已经阔别二十余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病逝于南京，终年67岁，按传统虚岁计为68岁。身居总督高位，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丰厚家产。南京百姓为他停市、祭奠，出殡之日万人空巷，许多人跪在道路两侧送行。
康熙帝得知消息后，亲撰碑文，并追赠太子太保。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最终没有靠科举文章进入权力中心，却凭二十余年的实政与操守，走到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于成龙留下的，确实不只是一顶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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