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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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衣哥”朱之文称自己遭黑粉建群举报，仅近两月已有十几场演出被取消，自己已准备好诉讼维权。
看了大衣哥的困扰，公众其实也难免疑惑：如果按举报者所言，他是“劣迹艺人”，那理应有官方通报认定或处罚记录，可显然这些都没有。但若他清清白白，为何十几场演出还是被一一取消。是主办方困于举报“息事宁人”，还是有关部门真的出手叫停了，该有个说法。
大衣哥若真有问题，取消演出必须于法有据；若只是恶意构陷，他就不该为此买单。“宁可错杀”地一刀切处理，是不应该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下“恶意举报”双方的成本严重失衡。一边只需要一个电话、几行字，冤枉一个人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另一边却白白损失惨重，即便耗费巨大时间成本诉讼，也未必能获得等量赔偿——若是公众人物，还可能在漫长的舆论拉扯中，让“污名”进一步扩大。
而且，恶意举报一旦“零成本”，这种模式还可以复制到各个领域，任何人恐怕都不能幸免。网络上已有过类似情况：一些博主本本分分、遵规守纪，只因为生意红火，便遭同行恶意投诉；而部分平台，也确实存在“只要举报人数众多”就会对一些视频进行下架的机制，甚至衍生出收“网络保护费”的产业。这伤害的不仅是某个个体，更是整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
监督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监督权也得有边界，不能变成“定向打击”的工具。接投诉举报的主办方，尤其是主管部门应建立甄别机制，区分合理投诉和恶意打击报复，不能“谁闹谁有理”或只求“息事宁人”；对于故意扰乱秩序，占用公共资源滥用举报的行为，还应当依法规制并处罚。
“恶意举报”不能成为一把可以随意拿起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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