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南县地方志中记载的古代人物与教育事务有哪些可查条目与祠庙祭祀？|古代人物|商南县|学宫|文庙|明伦堂|知县|社学|祠庙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商南，天还没亮透。

霜落在文庙的黛瓦上，薄薄一层白。明伦堂的门半开着，里头点了一盏油灯，光只够照亮三张桌子。

桌后坐着知县。桌前站着教谕、训导，还有四五个穿蓝衫的廪生。谁也不说话，只听檐下滴水，一滴，一滴，砸在台阶的青石上。

案上摊着一张纸，是从省城转下来的上谕抄件：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

县里的书院就在文庙西侧。三进院子，讲堂的匾褪成灰白，字已认不全。按例，书院改学堂，凡田产、房舍、书籍、祭器，都要一一交点明白。

教谕弯下腰，从柜底抱出一部书。蓝布函套，纸脆得一翻就掉渣。那是县志。

他没先翻田产册，也没先翻祭器簿。他把书放在案上，径直翻到「学校」，再翻到「祠祀」。

知县没有立刻看。他伸手在那两卷的边口上摸了一遍，像在摸一道旧伤。

这两卷里没有一个字是热闹的。可它们记下的，是这座山县从成化十三年到此刻、四百二十四年的全部体面：谁在这里读过书，谁在这里被供上神主，谁把几亩薄田捐给了学堂，谁在兵火之后把牌位从灰堆里刨出来，擦干净，重新摆回去。

要读懂这两卷，得回到这座县城刚刚有名字的那个冬天。

成化十三年，商县东境的山区被划出来，另立一县。

县以商山之南得名，叫商南，隶属西安府商州。这一年上距洪武开国一百零九年，下距崇祯亡国一百六十七年。它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

明中期，荆襄一带的深山老林里聚集了大量流民。山高皇帝远，赋役追不到，人便一层层往沟岔里钻。朝廷先用兵，后改抚，成化十二年在山区设郧阳府，第二年又在商州之东析出商南。设县的意思很直白：把山里的人重新编进黄册，把没有名字的地方写进版图。

所以商南的第一件事不是修衙门，是修秩序。

旧志的职官表里，建县之初那几任知县只剩姓氏和籍贯，连生卒都不全。他们做的事却写得很实：筑土城，立公署，定疆界，编里甲，然后——建坛，立学。

一个县刚刚设立，最要紧的两样东西，一样是坛，一样是学。坛是对天地的交代，学是对人心的交代。

《明史·选举志》开篇一句话说得极清楚：“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这一句把明代的教育劈成两半，一半在京师国子监，一半撒在天下每一个县里。商南要做的，就是后一半。

县学的规制是现成的。设教谕一人，训导一人，掌教诲所属生员。生员有定额，廪膳生二十人，月给廪米，另有增广生、附学生。学宫照例建在县治一侧：前为棂星门，次为戟门，中为大成殿，东西两庑，后面是明伦堂，堂后为敬一亭。嘉靖九年，朝廷颁《敬一箴》于天下学校，令各学建亭刻石，商南的敬一亭大约也是那时候立起来的。

这串建筑不是摆设，它有严格的走法。生员清晨入明伦堂，先拜先师，再听讲，再背书。朔望之日，县官亲至，率师生行香。学宫的门槛高，台阶陡，一个农家子弟第一次进去，常要被那三级台阶绊一下。

可门槛挡得住脚，挡不住穷。

商南是山县。地在秦岭余脉与丹江之间，八山一水一分田。一户人家供一个读书人，要脱开一个整劳力，还要拿出束脩、纸笔、灯油、应试的盘缠。能读得起书的，全县数不出多少户。

县学建起来了，教谕训导也到任了，明伦堂的钟也敲了。可山里的孩子进不来。

这才是商南教育真正的难题，也才是后面那些学田、社学、义学要在纸上反复出现的缘故。

洪武八年，朝廷下了一道影响很深远的令。

《明史·选举志》记：“社学，自洪武八年始，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八个字的分量在于，启蒙从此不只是私塾先生的事，也成了官府的事。县城及大乡巨堡各设社学，择明师，教十五岁以下子弟。

制度是好的，落到山里就变样了。

社学要房舍，要先生，要束脩。房舍可以借庙，先生却难找——读得起书的人本就少，读成了的更不肯留在山沟里教蒙童。于是商南的社学，往往是“一师、一舍、三五童子”，春耕时散，冬闲时聚，先生一边教书一边替人写状纸、写契约、看风水。这类情景，在明清山区的县志与文集中屡见不鲜。

真正把教育撑住的，是学田。

学田是一笔专款，只不过它长在土里。来源大致三种：官拨的绝户田、无主荒地；士绅的捐输；地方公议置买的田产。田租出去，租入归学，用处写得明明白白：一供廪膳，二供修学，三助寒士应试，四备祭器祭品。

一个县的学风，常常就写在一份学田册上。租谷几石，佃户几人，田在何处，界至何方，册子上记得比人名还细。因为它比人名要紧——名字是虚的，田是实的。

学田的管理也是三方角力：学官掌账，绅士监收，县官查核。听着严密，实则漏洞处处。田被侵隐，租被拖欠，界址被挪，都是常事。县志里那些看似枯燥的田亩数字，每一笔变动背后，往往就是一场官司，一次清丈，一份人情。

与学宫一墙之隔的，是两座小祠。

名宦祠供的是在本县任上有惠政的官，乡贤祠供的是本县出身、德行学问足以为乡里表率的人。入祀不是自封的，要由学官呈报，绅士具结，督学批核，方可设主。规矩森严，可到了后来，滥祀成风。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就讥讽过这种风气，说是子孙捐修祠宇，便能把父祖塞进乡贤祠，与先贤同列。这话说得刻薄，却也是实情。

祭祀的日子是固定的。

《明史·礼志》载，先师之祭“春秋仲月上丁”，也就是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这一天，全县的体面人都会到场。州县释奠用少牢，羊一豕一，笾豆簋簠依次陈列。穷县没有乐舞，就击鼓，鼓声闷，从大成殿一直闷到街上去。

此外还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各有祭期。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祈五谷；风云雷雨山川与城隍合坛而祭；厉坛一年三祭，清明、七月望、十月朔，祭的是无人奉祀的孤魂。祭厉之前，要先具牒告城隍，意思是请城隍神主其事。这一套安排，说到底是一种安抚：让活人觉得，死在这里的人有人管。

学宫还承担另一项功能——教化。

洪武年间的圣谕六言只有二十四个字：“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县官与学官要在朔望宣读，木铎老人沿街摇铃唱诵。到了清代，换成了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宣读的场合仍在明伦堂，听众多是生员与里老。乡饮酒礼也在这里举行，六十岁以上、有德行的老人被请上座，县官亲自斟酒。这套仪式比任何告示都管用：它告诉山里人，读书、守礼、活得久，都是有脸面的事。

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多年，是商南相对安定的时期。县志一修再修，条目也渐渐齐整：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学校、祠祀、田赋、物产、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记。学校门下载学宫沿革、学额、学田、书籍；祠祀门下载坛壝庙宇、祭期祭品、先贤位次。一部山县志的骨架，就是靠这两门撑住的。

到了崇祯年间，这副骨架被人从中间打断了。

崇祯一朝，商南的记载忽然变得零落。

不是没人写，是写不成。

崇祯十一年前后，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一带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明史·李自成传》记：“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十八骑，遁入商洛。

商洛是什么地方？就是从商州往东南铺开的那一大片山。商南在其中，且在更深处——县境东南，一步可跨三省，往东是河南淅川，往南是湖北郧阳。这样的地形，聚得起人，也藏得住人。

此后数年，商洛山中兵来兵往。官军进剿，义军出没，县城数次被攻破，乡间堡寨时存时毁。旧志于这一段只留下几个干巴巴的年份，谁攻的、守的，多半语焉不详。山里的乱，从来记不全。

战火里最先烧掉的，往往不是衙门，是学宫。

木构的大成殿，几根楠木柱子，两庑的廊房，明伦堂的梁架，都是火的好柴。祭器是铜的、陶的，铜的被熔了打兵器，陶的碎在瓦砾里。最要紧的是神主：一块块木牌，写着先师、四配、十哲、名宦、乡贤的名字，平时供在龛里，一年受两次香火。乱兵进来，抓起来就是现成的引火物。

一个教谕能做什么？他手无寸铁。旧志里留下的记载大多相似：学宫焚，祭器失，生员散于四方。有的教谕死于乱中，有的弃官而去，有的抱着几册书躲进山洞。

生员们的命运更无从查考。他们中有些人在山寨里被裹走，有些人回乡务农，从此与功名绝缘，有些人随军而去，改了姓名。县志的「忠义」门里会记下几个死于兵的人名，多数连生年都不详。

兵火之后，学宫的旧址上长出荒草。坛壝坍塌，社稷坛的石主埋在土里，厉坛的祭台被雨水冲平。祠庙的梁柱被拆去修寨墙，乡贤祠的木主不知去向。

最要紧的是志书。明代商南的县志，经过这一场，几乎散尽。后来修志的人只能从残卷、碑刻、老人口中拼凑，拼不出的地方就留白。所以今天翻旧志，会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某些年份的记载突然断了，接着又从头开始，像一根被水冲断又重新接上的绳子。

断口处，就是崇祯。

顺治初年，新一任知县到任，看见的是一座没有学宫的县城。

清代的修补，是从一块碑开始的。

顺治九年，朝廷颁《卧碑文》于天下学宫，刻石立于明伦堂，条列生员不许做的事：不许上书陈言，不许纠党结社，不许干预词讼。字是警诫，也是界限。

新的县学慢慢修起来了。大成殿重建，两庑补葺，明伦堂重新立起梁架。学额、廪膳、学田，一项项往回捡。康熙年间又颁《圣谕十六条》，雍正二年推演为《圣谕广训》，朔望宣读的规矩比明代更密。

雍正三年，商州升为直隶州，商南随商州改隶，不再归西安府管。行政层级一变，学务、祀典的文牍往返也短了一截。

雍正四年，朝廷下令直省府州县各择洁净之地建先农坛，置耤田四亩九分，岁以仲春亥日祭先农，礼毕行耕耤，州县官亲自扶犁，推三推。这道令对山县是个不小的负担——要地，要牛，要农具，还要一套祭品。但$县里还是办了。因为这不只是祭祀，这是朝廷在告诉每一个种田的人：皇帝也在种田。

到乾隆年间，商南的坛庙体系已经相当齐整，祠祀门翻开，是一张完整的清单：

文庙，在县治一侧，中为大成殿，奉至圣先师，东西庑列先贤先儒，前有戟门、棂星门，后有明伦堂、敬一亭。每年春秋仲月上丁释奠，朔望行香。

名宦祠、乡贤祠，附于学宫，春秋仲月随文庙致祭。忠义孝弟祠、节孝祠，各列位次，凡殉难、守节、孝行卓著者，由学官呈报入祀。

文昌宫与魁星阁，士子所重。文昌之祀在嘉庆六年列入祀典，春秋二仲致祭。魁星阁多建于城头或学宫高处，读书人考前必拜。

城隍庙，在城中。洪武初年曾定神号，京师以下府曰威灵公、州曰灵佑侯、县曰显佑伯；到洪武三年尽去封号，只称某县城隍之神。名号虽撤，香火更盛。县城隍管的不只是阴间，凡水旱、疾疫、盗贼、词讼，百姓都来诉。

关帝庙，武将所奉，亦为民祀。清代屡加尊崇，庙中春秋二仲及五月十三日致祭。商南地当三省之冲，行旅商贾多，关帝庙的香火在山县里算旺的。

社稷坛，在城外西北，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祈五谷丰登。风云雷雨山川坛，与城隍合坛，在城南。厉坛，在城北，一年三祭：清明、七月望、十月朔，祭无祀鬼神，先期牒告城隍。

此外还有八蜡庙、马神庙、火神庙、龙王庙、东岳庙，以及若干佛寺道观。佛道之寺观在志书中或附于祠祀，或另列寺观一门，与正祀分开，以示等差。

这套东西看着繁琐，逻辑却简单：一个县要有秩序，就得让人知道头上有什么、脚下有什么、死后归哪里。坛管天地，庙管人心，祠管名声，厉坛管那些没人管的。

学校这边，清代又添了两样：义学与书院。

义学收的是孤寒子弟，不收费，或只收极少的束脩。康熙年间朝廷令各地推广，商南的义学多设在城厢或大镇，屋舍常借祠庙，先生由地方公举。书院则是另一路，讲学、课士、备乡试，山长由士绅延请，学田供给膏火。商南的书院规模不大，斋舍数间，生徒十数人，在关中大县眼里不值一提，但在山里，这是一县文脉所系。

只是科第始终寥寥。

学额按县之大小而定，商南这样的山县，每次童试所取名额有限。廪生、增生、附生层层叠叠，能中举的十年难遇一个。旧志「选举」门里，明代的进士栏几乎是空的，举人也稀疏，贡生、监生占了大半。这不是商南人不聪明，是山里的教育供给撑不起科举这座独木桥——先生少，书籍少，路费难，信息更少。一个商南山里的孩子，可能一辈子没见过一部完整的《四书章句集注》。

乾隆年间，县里清丈过一次学田。

清丈的结果，照例与旧册不合。有些田早已被佃户转手，有些界址被邻田挪过，有些名字在册上、田却在地里找不到主。这类事在明清各县极为普遍。学田的账从来就不是纯粹的财政账，它夹着人情、面子、势力和官府的执行力。一笔租谷催不上来，往往不是佃户穷，而是佃户背后站着某位不好得罪的人。

于是那笔账，从顺治朝一直拖到乾隆朝，又拖到道光、咸丰，始终没有真正算清。

光绪二十七年那道改学堂的上谕传到商南时，纸已经很旧了。

书院改小学堂，第一件难事不是找教习，是分财产。书院的田、房、书、器，一夜之间成了新学堂的公产；原来管事的绅士、收租的佃户、借着书院房舍办私事的吏役，都要重新排队。县志里不写这些争执，只在「学校」门下添一行小字：书院改为小学堂，某年某月。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停废。

这一停，商南的教育彻底换了一套筋骨。教谕、训导这样的冷官忽然无事可做，他们一生的学问，本是围着科举转的。学宫不再有月课，不再有岁考，明伦堂前的台阶上长了草。

文庙还在。祭期还写在那里：春秋仲月上丁。可是能行释奠礼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的县把大成殿改作讲堂，有的把两庑改作图书室、阅报所，有的把祭器收进箱底，钥匙挂在学堂管事腰上。

祠庙也一件件挪了用途。文昌宫空了，魁星阁空了。城隍庙的香火反而更盛——越是世道变，人越要找个地方说话。

到宣统年间，县城里的读书人分成两拨：一拨进新学堂，学算术、地理、格致；一拨守着旧学，等着永远等不到的下一科。商南的文脉没有断，只是换了一种写法。

那笔从顺治拖到乾隆、又从乾隆拖到清末的学田账，最后还是没算清。

因为它的本质从来不是账。学田是官府与士绅之间的一份契约：官府出名义与保护，士绅出田产与管理，换来的是一县子弟有书可读、有祠可入、有祭可承。这份契约写不进黄册，只能写在县志里，靠一代代人的默契维持。改朝换代，默契就散；散了的账，谁也追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