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当部分企业或经济体取得市场主导地位后,往往会设置市场准入壁垒。近日,《评论汇编》刊发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根(Keun Lee)的文章指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一困境,完全可以绕开既有的主导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当下正是最有可能实现这种跨越的历史机遇窗口期。
原文 :《大变局时代如何实现赶超发展》
编译 |李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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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发展一度被简单理解为直接照搬发达经济体现成发展模式。但研究显示,存在一种“赶超悖论”: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一味模仿先行者,就无法实现真正追赶,更谈不上完成超越。后发经济体应当依托新兴技术,对先行者实现“蛙跳式”跨越。所谓跨越式发展,本质就是在原本落后的领域,率先开辟全新发展路径。无线通信兴起之后,不少发展中国家跨过固定电话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移动通信时代。而真正意义上的跨越还不止于此:部分国家在尚未建成完备的传统银行体系、信用卡也没有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催生出创新的移动支付模式,肯尼亚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只是绕开已经落伍的旧技术,更关键在于抢占新兴市场先机。以韩国为例,数字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帮助韩国实现了对日本的反超。三星依靠数字电视业务确立全球领先地位,而日本索尼仍固守模拟电视赛道,持续投入相关生产,最终错失产业变革机遇。美国摩托罗拉同样落入“领先者陷阱”。当时摩托罗拉认为数字手机技术尚未成熟,坚持深耕模拟手机,没有积极布局数字手机研发。这种选择并非毫无缘由:作为行业头部企业,摩托罗拉已经在原有技术赛道投入巨额资源,不愿轻易放弃既有竞争优势,但最终被时代淘汰。
对后发国家来说,实现成功赶超的核心,是敏锐捕捉新兴技术打开的“机会窗口”,以此开辟全新发展路径。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在2002年提出的观点:部分企业或经济体一旦取得市场主导地位,常常会“过河拆桥”,利用专利、商标以及各类知识产权制度,构筑市场准入壁垒,阻挠后来者进入成熟市场。除此之外,产业复杂度、规模优势、现有产能等因素,进一步巩固先行者的竞争优势。因此,跨越式发展好比乘坐热气球,在没有现成梯子的地方腾空而起。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后发者自身要具备相应的资源与能力;当基础条件具备之后,更重要的是等待有利“风向”——当出现技术范式迭代,或是经济遭遇外部冲击、进入“创造性破坏”阶段时,热气球更容易乘风升空,开辟畅通的全新赛道。
即便外部机遇条件十分有利,每一次技术跨越依然伴随风险。各国不仅要精准筛选重点攻坚的技术方向,还需要承担培育新兴市场的高昂成本。这一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概莫能外。以先行者特斯拉为例,企业创业初期长期深陷巨额亏损,能够生存下来,很大程度得益于美国能源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风险投资、资本市场的持续输血。不过政策扶持不等于必然成功。美国太阳能企业索林德拉(Solyndra)2005年推出薄膜技术路线的高效太阳能电池板,并未采用主流硅基材料。四年后,该企业拿到美国能源部5.35亿美元贷款担保,但亏损持续扩大,企业于2011年申请破产保护。
归根结底,争当技术先行者,意味着高风险,也对应潜在的高回报。对于无力承担高风险、扛不住前期巨额亏损的国家与企业,“平行跟进战略”提供了另一条可行路径。所谓平行跟进,就是在行业领先者向前推进的同时,同步布局多条技术路线。汽车产业就是典型案例:德国大众属于既有赛道的行业领跑者,中国比亚迪是跨越式发展的代表,韩国现代则采取平行跟进策略,在深耕传统燃油汽车的同时,同步布局新能源汽车。中国芯片领域的研发思路,同样体现了中国一贯的发展理念:中国从来没有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即便中美两国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赛道展开竞争,双方发展战略仍存在本质差异:中国更侧重推广可大规模落地的开源模型,美国则着力打造闭源前沿模型。
跨越式发展长期以来都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重要路径,未来依旧如此。新一轮经济变革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应当主动寻找与自身资源能力相匹配的发展机遇,做好先行者相关风险管控;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的经济体,采取更为稳健的平行跟进战略,同样有望取得成功。发达经济体也能从中获得启示:无论一家企业过往何等辉煌、当下实力多么雄厚,一旦陷入“领先者陷阱”,同样可能走向衰落,甚至彻底消亡。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1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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