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没领证的同居男友，能不能被认定为“家庭成员”？2026年10月23日，最高法披露了“北大包丽案”的陪审员参审细节。答案不在法条里，在一位女村干部陪审员的追问里。她逐条核对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经济往来，用普通人看得懂的事实，帮法官把“家庭成员”这个法律概念，从结婚证上解绑了。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一个人跟你住在一起，见过了双方父母，经济上互相帮衬，精神上互相依赖。他没打你，但他天天骂你、贬低你、控制你。你被逼到自杀。法律能拿他怎么办？如果你们没领证，他可以说“我们不是家庭成员，虐待罪不适用”。你死了，他连“虐待”都算不上。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包丽案，就是这个问题最痛的一次回答。
2026年10月23日，最高法披露了该案陪审员参审细节。海淀法院组成了一名人民陪审员加两名法官的合议庭，不公开审理。那位陪审员叫李文云，曾是一名长期做妇女工作的村干部。
开庭前，她做了一件很“笨”但很关键的事：逐条核对证据，重点核查二人共同居住的地点、频次、时长以及经济往来情况。 开庭时，她有针对性地发问，了解牟某与包丽的日常相处模式、纠纷发生的过程、牟某的动机和后果。
本案的审理难点有两个：婚前同居关系能否被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长时间、持续性的辱骂，算不算虐待行为。 社会认知分歧很大。
李文云从普通民众的视角给出了判断：二人长期稳定的同居关系，等同于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 她的依据全是事实：二人自2018年9月起在公寓及双方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初先后见了双方家长，精神上相互依赖，经济上相互帮助。这些事实构成了“实质性家庭成员关系的共同生活基础事实”。
这个判断，为将精神虐待纳入虐待行为的认定，提供了“有力的情理支撑”，也为合议庭的定罪量刑提供了“朴素的民意支撑”。
法院最终认定：牟某与包丽的婚前同居关系应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牟某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的辱骂构成虐待行为，且与包丽的自杀身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2023年6月，牟某以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赔偿包丽母亲经济损失73万余元。二审维持原判。
最高法、最高检后来明确表态：与行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实，处于较为稳定的同居状态，形成事实上家庭关系的人，可以认定为刑法中虐待罪的“家庭成员”。
但你必须看清楚：这个认定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有限的。 它解决的是反家暴和虐待罪语境下的“家庭成员”身份问题，不是给同居关系套上婚姻的全部法律后果。它不改变财产分割规则，不改变继承权，不改变任何民事权利义务。它只堵一个漏洞：一个人在没有婚姻外壳的亲密关系里遭受精神摧残，法律不能假装看不见。
这件事真正值得你记住的，有三点。
第一，精神暴力可以入罪。 没有伤痕、没有血迹，但高频次、长时间的辱骂、贬低、精神控制，如果发生在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中，可能构成虐待罪。你不需要等到被打才能求救。你被骂到崩溃，法律也开始认账了。
第二，同居在法律上不再完全“裸奔”。 在反家暴和虐待罪这个特定领域，稳定的同居关系可以产生“家庭成员”的法律效果。这为同居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条之前很难走通的路。
第三，陪审员的作用，比你以为的实在。 一个做妇女工作的村干部，用“共同居住的频次和时长、见家长、经济互助”这些普通人看得懂的事实，帮助法官把“家庭成员”从纸面拉到了地面。法律不只有法条，还有普通人基于生活常识做出的判断。
说到底，包丽案陪审员参审细节的披露，核心不是“同居算不算家庭成员”这个抽象问题。是一个女孩在亲密关系里被一点点摧毁，而法律最终承认了这种摧毁是“虐待”。 李文云们做的，是让“家庭成员”这四个字，不再只认结婚证。你在一段稳定关系里遭受的精神摧残，法律开始认账了。 但你也得记住：这个口子开得很窄，窄到只够伸进一只求救的手。它不是同居关系的万能护身符，它是一根专门递给家暴受害者的绳子。你抓住了，它才管用。
你觉得“同居认定为家庭成员”这个口子，该开吗？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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