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8日，适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70周年院庆前夕，第四届虚无主义论坛“AI与哲学人类学的复兴”在复旦大学艺术馆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的4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AI的存在论、AI与社会理论、AI的主体性、AI与哲学人类学以及AI时代的虚无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上午，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致辞。张双利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同时以黑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为思想背景，提纲挈领地申明了AI时代重思虚无主义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并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张双利教授
大会发言第一场于复旦大学艺术馆B1报告厅举行，由《江海学刊》杂志社主编赵涛主持。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以“AI时代‘劳动创造了人’命题再认识”为题，重新考察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在AI的理论意义。王南湜强调，“劳动创造了人”不仅关乎人类起源的难题，更揭示出了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实践、工具演进与文化传承不断生成自身，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王南湜结合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区分，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方式的转变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替代的主要是受到生存需要和外在目的支配的劳动，而诸如艺术创作、科学发现与批判等自由的创造活动，仍应被视为构成人之为人的重要维度。据此，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应当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既要正视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不应无视人工智能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全新可能。王南湜还就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价值论相关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主张AI的出现并未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
《江海学刊》杂志社主编赵涛
王南湜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以“现代形而上学与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为题，从尼采其人其思的历史意义切入，结合海德格尔对前者“上帝死了”这一宣告的相关阐释，回顾了尼采哲学在欧洲及中国近代思想界的重大影响。吴晓明强调，虚无主义虽然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欧洲现象”，却实际上具备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为此，应对这一现象的本质与具体表现做出一定区分，避免以现象或结果代替对其根源的追问。在此基础上，吴晓明讨论了现代语言的异化、科学的数学化与可计算性原则的扩张，比较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此的不同批判进路，并以之为前提反思以哲学人类学视角回应虚无主义的限度。针对AI的发展，吴晓明批判性地指出，无论动物亦或AI在特定能力方面对人类的超越，均不意味着对人类的存在的全面超越。相反，应从人类自身独具的有限性或作为“终有一死的存在者”的本真存在处境出发，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分。
吴晓明教授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孙周兴教授以“数字虚无主义与技术世界的意义重建”为题，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人类存在方式及意义生成机制的深刻影响。孙周兴从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与现代技术批判出发，判定数字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工具，而是通过数据化、算法化与可计算性逻辑深入人的感知、行动和理解过程，从而形成新的数字存在形态。在此基础上，孙周兴从时间性、语境和前理解三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数字存在所发生的三重断裂，并独创性地将数字虚无主义进一步区分为“技术虚无主义”与“声色虚无主义”，二者相互交织。前者表现为对生命经验的数据化还原，后者则涉及对感知的抽象化与意义的空转。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数字时代的阐释危机。面对这一处境，孙周兴提出，应以“总体阐释学”推动技术世界的意义重建，通过阐释对象的跨媒介化、阐释目标的生成性以及阐释方法的实践性，重新激活人的具身感知、创造能力与意义责任，从而为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和意义重建开辟出新的可能。
孙周兴教授
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以“AI时代存在理解的视位与视向——兼论《真理与方法》的时代价值”为题，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对近现代主体哲学与存在论理解带来的挑战。傅永军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言、推理与自主决策等方面的发展，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奠定的理性主体地位面临深刻挑战。然而，这一危机并不意味着人类存在本身将会走向终结，而是暴露出传统哲学将理性等同于某种逻辑化、形式化思维的理论局限。在此基础上，傅永军重新审视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强调《真理与方法》中揭示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处境性与视域融合。具体而言，人的存在理解并不等于抽象的逻辑运算，而是在具体生活经验与历史传统中不断生成。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哲学应该推动存在理解的“视位”与“视向”由纯粹理性转向历史理性，在历史性的理解活动中重新揭示人类自身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生成的可能性。
傅永军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汪行福教授以“另一个虚无主义概念”为题，探讨了一条不同于尼采—海德格尔传统的虚无主义诠释路径。汪行福首先梳理了虚无主义概念的思想史演变，指出尼采将虚无主义理解为以“上帝死了”为标志的欧洲历史性运动，其核心在于传统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与之相对，汪行福从霍布斯关于人的价值“价格化”的论述出发，结合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化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提出了理解虚无主义的另一条可能路径。这条路径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虚无主义不仅表现为超验价值的瓦解，更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商品化、金钱化与人的工具化。由此，虚无主义不再仅仅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事件，而是深刻地渗透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并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汪行福将这一视角延伸至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审视，进一步讨论了当代社会日益凸显的意义危机与生存危机，强调有必要从现实社会关系及人的生存处境出发，重新思考虚无主义问题。
汪行福教授
大会发言第二场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副总编辑盛丹艳主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森林教授以“‘无’的转化：从上帝之死到空余弥散”为题，梳理了欧洲早期现代哲学家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并将自笛卡尔、康德至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归类为“市民社会哲学”。刘森林总结，这一系列形而上学以主体性和理性为核心，归根结底是以“上帝”设想“人”之为主体的思想道路。而马克思则批判了上述形而上学存在将“人”还原为“点”的问题，并强调应从“关系”中理解“人”。刘森林预见，未来智能机器对人类劳动的取代，将创造使“人”“无事可做”的新虚无主义。为应对如此这般的“无”，对一个新“意义世界”的重建亟待开展。据此，对“无”的转化既是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性清算，也是对AI时代意义重建问题的哲学回应。
《学术月刊》杂志社副总编辑盛丹艳
刘森林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沈湘平教授以“AI时代的赞化育”为题，从中国哲学中的“农业的态度”尤其是“人”对天地自然的参赞化育中汲取思想资源，主张未来AI与人类应共同维持一种AI之“赞”人类造化、哺育的关系。沈湘平强调，人的本质力量来源于对自然力量的被动接受与能动作为的辩证统一。例如，在劳作中，身体以具体方式成为人感知世界的视角，而这一肉身性感官具备AI编程无法替代的独特属性。据此，一方面，AI应承认无从预测人的非理性，并认知到自身能力的边界。另一方面，人也应从对“人有什么用”的追问转向对“如何依据生命节律安顿自身存在”的思考。AI与人的关系既不是人类对AI的单向支配，也不是AI对人的简单模拟，而是以“赞化育”的方式重新界定技术与生命的共处伦理。
沈湘平教授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白刚教授化用高清海教授的箴言，以“‘人是哲学的奥秘’：AI时代的哲学憧憬”为题，回顾了黑格尔关于哲学“以概念取代表象”和“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灵魂”的洞见，分析了哲学在现实变化中的不变本质。以此为基准，白刚给出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存在论在AI时代可能获得的新理解，即如果既往世界曾被技术“座架（gestellt）”，那么未来则可能被AI所“座架”。为应对这一“座架”时代，白刚呼吁哲学应以孙正聿教授提出的“三从四要”——从两极到中介，从体系到问题，从层级到顺序”“时代精神要主题化，现实存在要间距化，流行观念要陌生化，基本理念要概念化”——为定向，强调AI无法取代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不变”并非抽象的固守，而是在技术座架更迭中持续追问人之为人的根据。
白刚教授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车玉玲教授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叙事体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为题，从现代性的核心症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出发，详细分析了关于AI时代的三种叙事体系。第一种叙事体系是积极的，其将AI视为人类解放的新纪元。第二种叙事体系则将人类灭亡与AI发展消极地联系起来。第三种叙事体系则将AI发展视为碳硅融合新生命到来的起点。车玉玲总结，这三种叙事均源自对人类想象力的运用，而真正值得坚持和发展的想象应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认为，AI只能不断生成碎片化、局部化的故事和回应，而无法真正拥有人类主体历史观所具备的总体性和过程性。据此，叙事竞争的关键不在于乐观或悲观的立场分野，而在于能否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技术变迁与人类主体生成之间的关系。
车玉玲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吴静教授以“虚拟聊天伴侣是否正在建构新的情感暴力？”为题，聚焦于AI的情感交互功能及其边界，认为AI作为虚拟聊天伴侣，通过算法取悦机制构建了一种以“无限共情”为表象的情感交互模式。这种模式强化了用户黏性，进而形成对个体情感的隐性规训，同质化人的情感表达并阻碍批判能力的发展。同时，基于“计算机即社会行动者”范式，用户会自然地将拟人化交互投射为社会关系，从而引发认知偏差与现实社交能力下降。这种状态还进一步侵蚀社会的集体性基础，以闭环式情感满足消解公共话语与共同体验的可能，并且可能加剧青少年及已有极端心理倾向群体的精神健康风险。据此，吴静强调，如何在技术创新中建立批判性互动机制与伦理约束，是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关键议题。
吴静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以“双重遗传理论（Dual Inheritance Theory）的当代危机与人的再生产”为题，批判性地强调仅聚焦于AI发展对人的影响是“一叶障目”，而双重遗传理论则提供了分析现代性语境中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虚无问题的更为宏观的视角。双重遗传理论同时指向人的先天基因所携带的生物遗传信息，以及后天模因所携带的文化与科技的代际传递信息，而一道“防火墙”横亘在二者之间。然而2018年爆发的臭名昭著的基因编辑事件，标志着这道防火墙已经被突破。郁喆隽观察到，AI的运用也由原先仅在模因的后天遗传一侧发挥作用，深度扩展并介入先天基因遗传的一侧。郁喆隽据此呼吁，人们必须重新严肃思考基因被后天选择与再造、模因受先天遗传影响等更为复杂甚至极端混乱的伦理情境。
郁喆隽副教授
下午，分会场第一场在复旦大学艺术馆3楼会议室01举行，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副编审张蕾主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郑端助理教授以“劳动何以仍有尊严？——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危机与贡献正义”为题，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冲击，并非仅限于就业替代，而是重新拆解劳动者与知识、劳动成果、社会承认之间的联结，从而暴露现代社会依靠职业评判人格价值的固有局限。具体而言，劳动尊严包含人格尊严、劳动过程的主体地位、劳动获得的社会承认三个层面，其中人格尊严不以劳动为前提，后两者有赖制度支撑。AI则会引发控制权、贡献、收益与承认的结构性不对称，削弱人的劳动主体性。郑端认为，应以贡献正义回应危机，使评判标准从个体不可替代性，转向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合作、施展能力并获得承认的资格。对此他论证，当前时代矛盾体现为社会集体生产能力增长，个体自主把控生活条件的能力却持续弱化。这就需要防范AI所有权、收益与决策权向少数人集中，将技术红利转化为大众的自由时间，实现对必要劳动的共同掌控，逐步解绑雇佣劳动与人的尊严，限制市场评价权威，破除劳动中心主义，使劳动不再作为判定人格价值的尺度，而成为人实现尊严的可选途径。
郑端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陈曲助理教授以“从‘自然’到‘在地’——拉图尔政治生态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为题，指出现代性的二元分立将自然塑造为被动外在的客体。这并非对客观实在认识，而是现代性宪政下的一种政治操作。人类世时代传统生态治理也由此陷入困境。具体而言，现代性带来人与非人的双重失位：人变成站在世界外部进行观察、管控的主体，丧失了内在于世界的栖居位置；非人存在者则被剥夺能动性，被排除在政治协商之外，仅仅作为被治理、被计算的对象。而依托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非现代视角，拉图尔针锋相对地提出“物的议会”与“盖娅网络”，改造霍布斯式契约利维坦模式，将政治理解为人与非人异质行动者共同的集体事务，赋予非人行动者政治话语权，尝试构建对称性的共生协商机制，以此回应当下生态危机。陈曲总结道，拉图尔理论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次存在论转向：在“自然”概念失效之后，转向“在地”，引入“关键带”与“在地者”概念，将政治共同体拓展到栖居于关键带的全部人类与非人行动者，使人重新回到与万物纠缠的现实栖居处境。
南开大学哲学院周智臻讲师以“‘动态的哲学’何以可能？——马克思与现代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为题，聚焦现代唯物主义共同强调的“动态性”概念，辨析其内部内在性与开放性两大存在张力的原则：内在性主张从世界自身解释世界，开放性突出世界的未完成、不确定性。这两大原则在赫尔德与雅各比的思想分歧中得到集中体现：赫尔德将动态性安置于自然内在秩序之中，雅各比则认为真正的动态性必须来自自然体系之外。周智臻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梳理了马克思思想的演变：青年马克思试图调和上述两大原则，仍偏向内在的动态性；而自《哲学的贫困》开始，马克思更加重视开放性，凸显历史的暂时性、偶然性，警惕将现实运动重新固化为逻辑范畴的风险。晚期恩格斯则依托19世纪自然科学成果进一步强化开放性，但纯粹的开放性又潜藏虚无主义的困境。总的来说，马恩的解决路径是将开放性锚定在人的技术—生产活动之上，使不确定的演化获得可理解的现实根基。这一路径为建构合法的“动态的哲学”提供了可能性，后续还可与哲学人类学、技术哲学展开进一步对话。而诸多现当代唯物主义常常把开放性降格为内在性的附属，因而偏离了马恩的解决路径。
周智臻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牛小雪副研究员以“新部落主义式聚合与集体协作：‘劳动脱域’的两种应答思路以及人机协作的未来”为题，剖析劳动脱域现象。牛小雪注意到，劳动力跨时空流动重塑了劳动形态。它既推动人机协作，也造成劳动者与集体环境疏离，带来人与AI的双重退化风险。在对劳动脱域的解释与解决方面，牛小雪批判了“劳动退出论”与“劳动转型论”两大主流思路，指出二者都忽视劳动过程生成的集体生产组织能力，容易滑向依靠身份、情感联结的新部落主义式聚合。这种缺少共同生产对象的虚假联合，会加剧入门岗位萎缩、职业管道化，阻断协作能力的再生产。有鉴于此，牛小雪提出了一种全新解决路径：“在劳动中解放”，其核心是重新占有集体协作力，维系初级经验获取、跨管道经验重组的人机循环。她结合“人在回路中”等人机协作模式展开辨析，强调要集体掌控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保障劳动者理解、改写技术的能力。作为参照，牛小雪还反思了霍耐特等人的“劳动不可替代论”，揭示其容易缺失公共生产维度的理论缺陷。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想，人机协作的未来，有赖于保留入门实践空间，推动劳动者从机器执行端转向系统构成端。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庆辉讲师以“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完整性重建——基于哲学人类学的考察”为题，指出AI作为结构性社会事实，以数据化、可计算的技术逻辑，将人还原为数据节点，消解人与世界纠缠的存在完整性，引发“何以为人”的时代危机。这一危机具体表现为，资本—技术逻辑下的实质吸纳拓展至全部日常生活，算法分类遮蔽了再生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后人类思潮冲击传统主体观念。为此，黄庆辉借助舍勒和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等人的哲学人类学资源，基于世界开放性和离心位置性等关键概念，提出一种非本质主义、关系性的人的完整性概念：人并非自足封闭主体，其完整性在与世界的持续互动中生成。技术是人的构成性维度，但身体经验、情感体验等存在剩余无法被算法穷尽。有鉴于此，黄庆辉借鉴拉图尔所谓现代性的纯化—转译机制，构想一种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既拒绝退回先验人性，也不走向彻底的后人类去中心化，而是立足人的非自足性，守护不可计算的身体性、情感实践，从而在人与世界的交互之中重建人的完整性。黄庆辉还提示，我们要对这套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哲学人类学保持批判性反思。
黄庆辉
分会场第二场在复旦大学艺术馆3楼会议室02举行，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侯春晓讲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莅副教授以“费尔巴哈与德国唯物主义的科学化转向——兼谈哲学人类学的史料学问题”为题，提出当前可以通过哲学人类学史料学重新界定哲学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并以费尔巴哈为中心讨论其以人类学重建哲学的意义。费尔巴哈思想的核心在于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结合，因此不能简化为一般人本主义。事实上，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源于对近代哲学史的重释，涉及德国新教根源、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的对立及综合。进一步，王莅还讨论了费尔巴哈对19世纪下半叶德国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将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史写作对比考察。他总结指出，应通过系统的思想史和史料学梳理，理解20世纪虚无主义时代哲学人类学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出场。
王莅副教授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陆心宇副研究员以“鲍德里亚论数字技术与虚无问题”为题，指出鲍德里亚在拟像概念中引入尼采式虚无主义结构，并将拟像理解为一种关于数字现代性的叙事。其核心在于：拟真不是简单伪装，而是“不在场者表象为在场”。拟像最终走向摆脱现实关联的“超现实”，从而威胁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借助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鲍德里亚进一步将拟像置于数字技术史背景中，指出数字技术下虚构不再面向未来，而成为对过去的再想象，因此呈现出“可能性终结”的虚无主义问题。然而陆心宇发现，存在一种并非纯粹否定的虚无主义。他在海德格尔对尼采和安提戈涅的诠释中注意到，所谓“形而上学的终结”具有建构性。“无家可归”同时意味着最具可能性的存在。陆心宇据此认为，可以在审美人类学与否定性概念中发掘建构维度，重新思考数字技术虚无主义中的未来。
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米兰助理教授以“重构能动性概念——对拉图尔理论的批判性考察”为题，主张从当代人常感疲倦、但又无法为之命名的处境出发，重新理解能动性。这一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重构能动性，使其容纳人与物等多元行动者；二是重构受动，区分单纯被动、遭受与“承受性/容纳性”，同时借助巴斯卡（Roy Bhaskar）的说法，将“能行动却拒绝行动”理解为一种建构性能动性，类似“能说不”的能力。对此，张米兰进一步区分了“activity”、“agency”、“action”、“actant”等概念，指出拉图尔采用非意向性的“actant”，以排除主体哲学式“有意做某事”，强调收纳过去、指向未来的历史性。张米兰还基于这一区分概括了能动性的三重退化，即退化为因果性、退化为事后委派的效果/成功学与消散于网络并消解批判性。
南开大学哲学院宋德超助理研究员以“人类世的虚无主义：斯蒂格勒论技术与虚无”为题，将斯蒂格勒学术历程概括为技术存在论、技术批判和实践民主主义三阶段，并指出其2015年的《自动化社会》集中处理了虚无主义问题。据宋德超介绍，斯蒂格勒从尼采出发，借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神话说明技术是人的原初条件。而20世纪虚无主义表现为“人类学虚无主义”。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种人类学虚无主义在哲学上起源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其以热力学“熵”解释人类活动，实为形而上学叙事。而在现实中，计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装置系统性摧毁价值生成条件，是当代虚无主义的根基，使之从哲学事件成为集体生存体验。对此，斯蒂格勒将源自德勒兹的“准因果性”作为应对路径，主张从抵抗转向发明新的器官学装置，提出“成为虚无的准因”，并以“负熵”设想从人类世走向负人类世。
宋德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宋一帆青年研究员以“忧郁的科学——作为虚无经验的无力与失去”为题，指出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开篇提出的“忧郁的科学”，可被视为对海德格尔那里的“快乐的科学”的回应：在哲学已错失自身实现机会的时代，以尼采的方式重讲丰富生命概念已难奏效。然而宋一帆认为，阿多诺的回应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它仅以负面形式哀悼理性的毁灭，但社会并非只有理性毁灭，还包含主体抵抗、生命柔韧性、亚文化空间等复杂层次。其二，社会并不牵涉大写理性有与无，而是牵涉情感在不同群体间高度多元、变动的流通。其三，若仅基于尼采谈论生命肯定性，将以丧失生命形式本身的多元性为代价。有鉴于此，宋一帆比较了斯宾诺莎与尼采对“无力”的不同理解：前者将无力理解为从关系网络中脱节，后者则将无力理解为弱者的怨恨。而依据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的《失去的社会理论》中的提示，哀伤与恐惧易转化为愤怒乃至怨恨，并被民粹主义所操纵。宋一帆因此强调，面对“失去的现代性”，需重新思考社会中具有韧性的部分，为万物皆失的状态寻找和夯实基点。
宋一帆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廖新宇讲师以“从空无到过载——数字技术时代的‘填充性虚无’”为题，指出传统虚无主义常被理解为尼采所谓“最高价值自行贬黜”后的意义空缺，或海德格尔所谓存在遗忘。但在AI技术条件下，意义不再是空缺，而是信息与解释的过载。过载看似让人免于面对虚无，实则只是以新技术重新遮蔽虚无。具体而言，海德格尔曾指出，现代技术的根本变化在于脱离人的掌控、形成自身运作的逻辑，封闭意蕴关联的开放性。生成式AI则进一步把原本属于人的解释能力外显为可数据化、可计算的相关性，在经验、判断和修正尚未展开前就先行给出完整答案。这使人看似被意义充满，却仍感虚无，并丧失与世界深层关联和追问的能力。这就是“填充性虚无”。廖新宇忧虑，虽然最高价值缺失不再成为问题，技术使人能在没有超越性追问的条件下持续行动，但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虚无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意义发生只是被更多既有意义更为深层地遮蔽。
廖新宇
大会发言第三场由《社会科学》编辑部副主编周小玲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以“世界的AI化、虚无与唯一的人类”为题，提出世界的AI化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世界概念。AI时代哲学思考的底线，是坚守“唯一的人类”。海德格尔所谓“唯一的上帝”已然退场，“唯一的人类”成为救赎的可能出路。邹诗鹏警示，AI具备极强的替代能力，会挤压人的生存可能性。世界正发生全方位AI化，渗透社会生活的各类细节。即便是拒绝使用AI，也会被这套系统整合吸纳。在这个意义上，面临AI所谓的退路，在部分意义上已经变成一种主动选择和抵抗。据此，应当重新激活生存哲学与哲学人类学资源。哲学或许会成为AI时代的幸存者。前提是它已经做好理论准备，重新接纳虚无、荒诞、犬儒和怀疑等生存体验，厘清“AI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AI能在什么方面替代人”等问题背后的权力线索，敞开关于技术限度的探讨，从而抵达“唯一的人类”。而这些是技术专家和AI学者难以把握的议题。但突如其来的AI浪潮，究竟能开拓多大理论空间仍存疑问。有鉴于此，邹诗鹏还建议青年学者走进“大厂”，开展一线田野考察。因为AI首先属于实践领域，其次才是哲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哲学思考需要进一步上升到具备实存意义的具体层面。真正困难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
邹诗鹏教授
南开大学哲学院谢永康教授以“人工智能焦虑的人类学哲学根源”为题，基于与庄子哲学的类比，将技术焦虑界定为“智”（人的机巧和技艺）对人自身的替代（“丧我”），并区分自动化焦虑与人工智能焦虑两种技术焦虑形态。自动化焦虑担忧机器替代人类的体力劳动。人工智能焦虑则牵涉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精神领域。这标志着技术焦虑完成由物质性向精神性的入侵。技术物的陌生性是触发人类恐惧的根本原因。即便是由人类创造的AI，依旧会显现相对人类的异己特质。自其本源观之，技术物根植于人的有限性和受动性，即所谓“埃庇米修斯的过失”。人之生存禀赋的先天匮乏，导致了各类装备的发明。这类装备攫取自外部自然，因而必然兼具亲熟性与陌生性。技术力量的持续增长，不但拓展了人的自由发展空间，也使人的自由遭受侵害的风险同步上升。如此这般的陌生性使“人类学差异”得以可能和必要：人类不断辨析人与他者的界限，以此确认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巩固人类的主体性。对此谢永康认为，AI难以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因为依据马克思对象性活动思想，人的主体性在于自身关系。换言之，人在与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反身性关联。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这种本己的关系，一如自在之物，无法实现面向自身的内在敞开。这构成人与人工智能之间根本性的存在论鸿沟。
谢永康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教授以“从动物到机器：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学差异”为题，指出AI时代需要重新界定人类学差异。传统的人类学差异的核心是“人禽之辨”，主要辨析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界限。诸如劳动、符号、自我意识等，常被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这是一种区别于进化论的人类中心主义。AI的出现则使机器成为全新的参照系，使人类学差异过渡为“人机之分”。生成式AI能够再现和模拟人类表层智力，如语言表达、逻辑推理和工具制造等，使旧有区分标准开始变得模糊，促使我们拓展人类学差异的思考边界。对此潘斌认为，问题不在于比较对象的选择，而在于“比较”逻辑本身无法为人类学差异带来肯定性规定。要跳出“非此即彼”的逻辑。他援引德国人类学家普莱斯纳指出，这是因为人具备“离心定位性”，能将自身与环境区分开来，而动物则不能。奠基人类生命的基本原则是具肉性、需求、易受伤害、有限性和对他者的关切和操心等。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身关系，具有不可测定性。据此，机器和动物不是人类的反衬。机器动摇人，并不意味着机器胜过了人。没有确定的人类学差异。人类学差异在历史中不断被生成和重写。因此，与其为人与动物或机器划出一条永恒界限，不如追问人类与技术的共同生成，有什么能力值得人类亲身锻炼，而有些能力人类又可以托付给技术？潘斌最后形象地表明，自己是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AI像是我们人类的孩子，我们应当让这个孩子“归家”而不是将其推远，虽然这绝不意味着放弃人类的底线。
潘斌教授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红军副研究员以“AI时代的速度虚无主义批判——基于维利里奥的竞速学”为题，主张AI时代并非超越信息时代的新阶段，而是信息时代的成熟形态。因此法国哲学家维利里奥对信息时代的竞速学批判在AI语境下仍然成立，AI在四个维度加剧了速度虚无主义。其一，对速度的追求消解主客未分的上手状态。技术持续压缩空间景深，将远方拉至屏幕的即时在场。AI进一步将身体技艺、实践因缘网络外包为算法，以预测推送取代本真操劳，人只能通过界面调用世界，丧失主客交融的实践处境。其二，对速度的追求剥夺肉身的自然感知。基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维利里奥指出加速造成了自然知觉的衰退。AI进一步抹平时空延迟，经由屏幕、算法预先筛选世界图像，人的感知为影像所型塑，陷入“失神癫”式的虚拟眩晕，脱离真实在世经验。其三，速度造成生态的灰色污染，即维利里奥所说的道路层污染。AI进一步消解空间的地方性探索，将记忆封存为云端数据，将多样的现实世界压缩为均质单调的灰色图景。其四，对速度的追求侵蚀民主权利。速度本身即权力。民主本质是依赖延迟、公共辩论的“慢权利”。AI则依靠预测、定向投放瓦解公共领域，预先干预民意，消解民主运行的基础条件。张红军坦陈，他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悲观的乐观主义”。其并非抵制速度和发展，而是在四个方面主动“减速”“慢下来”：重拾肉身行走以重建空间景深；尊重生命时间的自然绵延；重返自然恢复身体感知；坚守算法民主，重建人与人共在的公共世界。
张红军副研究员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余明锋副教授以“AI时代的主体性状况”为题，将AI喻为文明的“木马”：它是一份被馈赠的“礼物”，其内含的讯息尚未全然显现，而是正在传达。余明锋认为这对哲学来讲是一份“好消息”，却同时伴随着严峻挑战，迫使哲学特别是哲学人类学重提根本其问题——什么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在我们的现实中发生。他依托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展开具体分析：虚无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即人的“造反（Aufstand）”，即人成为存在者整体的主宰、主体，而其他存在者沦为客体。然而到了AI时代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主体性处境，从而重新提出虚无主义问题。AI不单纯是工具，而是建构“新现实”的基础设施。AI是算力、数据和算法（深度神经网络）的聚合，是生成算法的算法。AI也瓦解了自动（autonomous）与自主（automatic）的二分。现代哲学用以言说人与机器差异的旧框架已然失效。直接使用自主性话语界定AI，容易陷入高估（余明锋称之为“AI的神话学”）或低估AI的陷阱，因而这一话语必须被“打上引号”。事实上，文明的表达界面正从人类可识别的文字转变为机器可识别的数据，从而导致双重变化：首先，机器走向“主体化”，这不是说它是意识的主体，而是依托向量空间的相关性统计的“另一种主体”。“另一种主体”也是“另一种道德主体”，这不是说它有道德意识，而是参与人类道德生活，卷入不同层级的道德主体。其次，人被客体化，成为被计算、被算法参与决策的对象，人的行动开始与AI共同发生。然而，这一双重变化以世界黑箱化为前提。AI绕过本质处理事物，不是通过研究语言的本质以处理事物，而是以统计关联处理信息。因此这并非机器的造反，而是主体性状况的重构，一种新型主体的产生。据此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概念正在瓦解，现实本身需要重新概念化，哲学需要重新进入现实，而这正是未来哲学的使命。哲学人类学亦需自省，反思自身概念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形而上学。
余明锋副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副教授以“场所与情势——兼论历史中“无”的问题”为题，指出在既有历史研究中许多行动者身处的鲜活情势无法被事后历史记录捕捉。这便是所谓“无”的难题。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同时思考无或处理不确定性，方不致滑向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二者只关注既定的“有”与确定性，难以解释实践对新事物和方向的创造。为此，祁涛引入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思想资源，将“有无”置于情势问题中处理。西田哲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善的研究》（1911）提出“纯粹经验”；中期《从行动者到观看者》《一般者的自觉体系》《无的自觉限定》（1927-1932）建立场所与绝对无理论；晚期（1930年代以后）转向历史世界与行动的概念。西田所说的“场所”（場所、ばしょ）并非空间分布，而是使事物能够作为某种确定的存在而显现出来的关系性条件，是存在者的根据。它也是认识得以发生的条件。场所分为有的场所、相对无的场所、绝对无的场所三层。有的场所意味着事物在一般概念/判断关系中获得规定。相对无则依托“有”获得意义，自身仍具有主体性的界限。而绝对无超越有无对立，为现实的生成开放提供存在论条件。情势便是绝对无，是行动者置身其中、并以实践参与生成的客观关系总体，兼具内在性、客观性与生成性。认识与行动并非先后分离的环节。一方面，人不能脱离行动获得对情势的认识。情势之为情势，恰在于只有行动者置身于其中才能认识它，不然它就不是一个认识对象。另一方面，认识情势便是在情势中行动。认识情势便是把握现实条件与潜在可能性，而行动本身也会揭示潜藏的关系，改造情势。历史世界存在“已被规定的世界”与“尚在生成的世界”的矛盾，实践使既定现实持续转化为新创造的起点，实现从被创造者到创造者的转变。
祁涛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副教授以“奥德赛之年与AI时代的虚无问题——从“课堂沉默”的实证研究出发”为题，指出流行文化中的“奥德赛之年”本是青年自由探索人生的过渡期，而新自由主义塑造出单一清晰的中产成功目标（“伊塔卡”），加之AI冲击就业市场，青年陷入焦虑性延宕：目标明确，但努力兑现回报的路径不断失效，绩优主义催生意义空洞化的虚无。陆凯华结合实证研究指出，课堂沉默是这一困境的教育学症候：学生身处课堂却不参与课堂而只观看录播，主动回避发言、拒绝暴露自身不足。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懈怠，而是一种风险防御，背后是承认危机与认知公地萎缩。共同求知需要参与者敞开自身、包容不完善，可当青年无力承担人际脆弱，集体探究的共享世界不断变“薄”，社会再生产便难以培育出愿意做出长期承诺的行动者。为此，陆凯华引入“双重资本”概念，强调以非履历化的个人资本培育自我反思与责任能力，以社会资本重建信任互惠的共同体。大学教育不能只生产人力资本，而要重建共享探究的课堂，让青年敢于投身未完成的人生选择。唯有重建可被共同托付的未来，才能走出防御性生存，破解AI时代的虚无难题。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针对陆凯华副教授的报告，围绕青年社区实践与数字媒体的无辜性、知识生产与社会身份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陆凯华副教授
闭幕式上，本届虚无主义论坛举办方代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作总结。他表示，本届虚无主义论坛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发言精彩纷呈，可谓后生可期。邹诗鹏还预告了下届虚无主义论坛将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举办，并更名为“有无论坛”。同时，邹诗鹏还对与会专家、会务组成员以及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表达了感谢，并对优秀青年学者赐稿《哲学人类学与社会理论》杂志表示了欢迎。
下一届论坛举办方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米兰助理教授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精心安排、艰苦付出以及与会专家的精彩报告表达了真挚感谢。她从自身经历出发强调，虚无主义论坛对于青年学者来讲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延伸思考，且助力写作，希望这一优良传统能在今后论坛中延续。她表示，下一届论坛将由中山大学接续举办，诚邀与会专家在中山大学相聚，继续提供支持和指导。
来源：澎湃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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