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否定“象征天皇制”、罔顾“社会民意”的修订《皇室典范》今日开始生效。】10月24日，综合AERA DIGITAL、雅虎日本等多家日媒报道——10月24日，修订后的《皇室典范》正式实施。这次也是该典范于1947年实施以来，首次对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新修订的框架中包含了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女性皇族在结婚后仍可留任皇室；二是允许旧宫家男性成员收养男系子嗣。围绕《修订皇室典范》内容是否契合“民众民意”？自民党高市政权为何执意推动修订？内田树与河西秀哉接受媒体的对谈采访，对此进行了解读。河西秀哉认为此次修订并非基于所有国民的民意：“对于本次《皇室典范》修订，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与舆论之间的错位。多家媒体民调显示，七成至九成受访者对女天皇、‘爱子天皇’持肯定态度。尽管如此，（高市）政权却毫不掩饰“不愿设立女天皇”的倾向，执意推进修法。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作为象征的地位‘基于国民总意愿’，而本次修订脱离国民总意愿，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针对内田树的“自民党高市政权在背离国民舆论情况下，硬推《皇室典范》修订，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是意识形态”的提问，河西解读称：“我认为其目的是争取持特定意识形态群体的选票。当然，如果是消费税这类直接关乎民生的议题另当别论；即便民调多数人支持女天皇，也很难直接转化为投票行动。但‘日本会议’这类自民党的铁杆支持层，和坚持 ‘天皇必须为男性’的群体高度重合。我判断，高市政权推动修法旨在稳住保守势力的选票。虽然本次修订允许1947年脱离皇籍的旧11个宫家男系男子后代以养子身份重回皇室、成为皇族。但我对现实中能否产生这类‘养子’持怀疑态度。但对高市而言，‘我落实了养子方案’修订本身已足以向支持者交差。
针对内田“这是在鼓动选举时积极助选、属于‘吵闹的少数派’中老年群体的怀旧幻想，虽然是高市政权的选择，却和国家利益无关，恐怕也未必是高市本人原本想要推行的政策，仅仅是算出‘这么做可以拉票’才付诸实施”的设问，河西解释称：“换个角度看，允许这件事落地，也意味着选民长期回避认真思考天皇制议题，如今恶果显现。据我所知，战后81年，天皇制从未作为尖锐政治议题被推到舆论前台。我生于1950年，中小学时代很多老师都是战时一代。当年驱使他们奔赴战场的，正是‘菊纹章’与‘国家神道’；但战时一代人，始终没有正面直面天皇制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过长辈、老师坦诚聊过自己对天皇制的看法...... 契机是2016年的‘天皇御言’。就是上皇陛下向国民吐露生前退位想法的‘御言’ 。我非常认同。大概从昭和后期开始，上皇就深刻体会到‘日本国民并不关心天皇’。长此以往，皇室自身的存在意义将会消解。于是他开始思考‘象征应当做什么’，最终选择奔赴灾区慰问、踏上慰灵之旅，直面日本人想要淡忘的战争记忆。从昭和末年到平成时代，他持续践行这一路线，最后以生前退位的‘御言’，向国民抛出这个核心问题。也有人反对生前退位，主张‘不必亲自到场，在宫中祈祷就够了’。”内田回应称：“在此次御言里，陛下八次使用‘象征’一词，关键词是‘象征性行为’并赋予它全新定义：一是奔赴战争遇难地慰灵，二是蹲下身陪伴灾害灾民、抚慰苦难之人。
河西认为此次修订是对天皇定位的决定性改写：本次高市政权修订的《皇室典范》完全没有给出回应，反而是正面否定。”内田也认为：“《皇室典范》的修订彻底否定了上皇提出的象征天皇制解释。象征天皇制，是战后81 年间，皇室和日本国民磨合形成的一种政治妥协方案。它是近代立宪民主制与古老天皇制两套本不相容理念的融合体。审慎思考该制度，是日本人政治成熟的标志。而本次修订，几乎等同于命令国民‘停止思考象征天皇制应走向何方’。战后81年日本能够维持和平安稳生活，象征天皇制发挥了很大作用。推动破坏这套制度的群体，目标是推翻战后体制，重新把日本打造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把军工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对他们而言，象征天皇制是巨大阻碍。推动修订《皇室典范》的人，想要摧毁日本人花费81年慢慢形成的象征天皇制。”点评几句——这篇对谈极具思想分量，内田和河西跳出单纯的皇室继承技术之争，把《皇室典范》修订上升到战后象征天皇制根基、战后体制存续的高度，视角可谓深刻。也再次折射原版本带有克制、和平主义底色，也是多年来日本社会逐步形成的共识。 而高市政权推动的修订版本，重心回归男嗣优先的血统主义，用旧宫家养子方案绕开女天皇路径。等于打着‘继承危机’旗号，行用血统逻辑置换平成时代形成的“共情型象征”逻辑。更准确戳破一个舆论假象：民调多数支持女天皇，但民意很难转化为刚性选票。高市政权选择的是“吵闹少数绑架沉默多数”的策略。政策不以主流民意、国民总意愿为标尺，而是服务核心支持群体的意识形态诉求，这也是日本保守政权长期的政治算计模式。日本和平宪法第一条的“天皇地位基于国民总意愿”的界定在修法过程中被完全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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