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二年六月，猇亭一带暑气未退，刘备退至马鞍山，身边已没有关羽、张飞、黄忠那样能够独当一面的宿将。吴军四面压来，蜀军阵势崩解，刘备连夜撤走，靠驿卒挑着军械断后，才进入白帝城。
这段记载出自《三国志》，没有“火烧七百里连营”几个字，也没有描写陆逊借助奇异天候纵火取胜。所谓“连营七百里”，更多是后世根据战线绵延、营寨分散所作的概括。若把它理解成七百里军营首尾相接，确实夸张；若理解为蜀军沿长江峡路分布的防区，则不能简单斥为荒唐。
夷陵战场并非平坦旷野。刘备从秭归向东推进，军队要依靠江岸、山口和道路运输粮草。吴班、冯习曾击败吴军，蜀军一度深入，武陵五谿蛮夷也遣使响应。战线拉长，既有进攻需要，也有补给和退路的现实压力。
曹丕曾评论刘备“不晓兵”，认为大军连营过长，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这话有道理，却不能当成战场全貌。曹魏当时隔岸观战，刘备面对的并不只是陆逊的主力，还要防备后方动摇、粮道受阻以及东吴突然求和。战争不是纸面上的阵法，军队不能只缩在一处，也不能只盯着一条正面战线。
刘备伐吴，本身就带着强烈的政治压力。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荆州落入东吴之手，蜀汉在战略上失去北伐的重要支点。到了章武二年，也就是222年，刘备若毫无动作，荆州旧部、益州将士以及天下诸侯会如何判断蜀汉，确实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人劝刘备先伐魏，认为曹魏才是主要敌人。赵云的劝谏，大意便是东吴可以暂缓，应该先集中力量对付曹魏。这种判断并非全无军事道理，但它忽略了一个现实：刘备刚刚失去荆州，若不能对孙权施加压力，魏蜀之间的力量差距只会进一步扩大。
诸葛亮是否坚决反对伐吴，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正史中没有他公开阻拦刘备的文字，也不能据此断定他完全赞成。丞相留守成都，可能承担着处理益州政务、筹措粮运和稳定后方的责任。把他没有随军直接解释为“失误”，证据并不充分。
更关键的是，诸葛亮当时不是单纯的军师。蜀汉刚建立不久，刘备亲征，成都必须有人坐镇。若丞相、皇帝和主力一同离开，益州内部的行政与防务便可能出现空缺。诸葛亮没有出现在猇亭前线，既可能是刘备的安排，也可能是双方对战局判断不同，不能只凭战败结果倒推责任。
赵云的情况同样复杂。刘备出兵前，赵云曾劝止东征，后来主要负责江州方向的防务，并非临阵脱逃。蜀军败退时，赵云赶到永安一带接应，吴军没有继续深入。说赵云“用刘备惨败证明自己正确”，属于后人的情绪化判断，正史并无这样的记载。
那么，连营究竟错在哪里？问题不在“长”这个数字本身，而在军队进入对峙阶段后，营寨之间缺少足够的机动和支援。刘备久攻不下，军队驻扎山林之间，士卒疲惫，吴军却在陆逊指挥下保持防守。蜀军最初的攻势没有转化为决定性胜利，战线越拖越长，主动权便逐渐落入东吴手中。
陆逊也不是靠一把火凭空取胜。吴军先以坚守消耗蜀军，再抓住蜀军营寨分散、指挥距离过长的时机发动反击。蜀军在马鞍山遭到合围，冯习、张南等将领战死，军队迅速瓦解。史书记载的重点，是突袭、追击和崩溃，而不是后世戏剧化的漫天火海。
刘备败得如此狼狈，还与蜀汉将领断层有关。关羽、张飞、黄忠、马超相继离世或病重，刘备身边能够统领大军、独立处理危局的人越来越少。关兴、张苞虽有勇名，却尚未成长为足以撑起全局的统帅。战场上没有合适的救援和断后人选，失败便很容易演变成溃败。
有人问：“若诸葛亮在前线，结果会不会不同？”很难断言。诸葛亮长于政务、后勤和总体谋划，但夷陵的关键在于蜀军已经陷入被动，临阵更换部署未必能够扭转局面。又有人问：“若赵云随军，刘备是否能少受损失？”这个可能性存在，但赵云再勇，也无法单独弥补战略判断和兵力配置上的缺口。
猇亭之败，不能简单归结为“刘备不懂兵”，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诸葛亮和赵云。刘备选择东征有政治与战略背景，连营过长有地形和后勤原因，最终失败则是进攻受阻、军队疲敝、将领不足以及吴军指挥得当共同造成的结果。历史真正留下的疑问，不是七百里究竟是真是假，而是蜀军为何在取得先手后，没能及时收住战线、重新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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