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方腊那场恶仗打完，当初浩浩荡荡的一百单八将，这时候能喘气的没剩几个，缺胳膊少腿的更是不少。
等到最后去朝廷领赏封官，稀稀拉拉只站了二十七个人。
照常理推断，这一小撮人要么是武功盖世的兵王，要么是运气爆棚的天选之子。
可要是拿着花名册一个个去抠细节，你会发现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儿。
这二十七号人里，除了阮小七那股子野劲儿还在，关胜、花荣勉强撑得起将军的门面，剩下的一大帮，很多人能活下来，全靠那点见不得光的“生存智慧”。
咱们单把最后混得最好、善终且做大官的三个家伙拎出来——孙立、朱仝、呼延灼。
这哥仨身上，藏着一套在乱世里保命升官的“黑厚学”。
这话听着扎耳朵，可道理硬邦邦：好人坟头草三尺高，坏蛋却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凭什么？
把他们的升迁路扒开看看，每一级台阶下面，都压着“自己人”的骨头。
先聊聊那位“病尉迟”孙立。
打完方腊，孙立不仅没事，还官复原职，回登州当了武奕郎、都统领，搁现在那就是登州军分区的司令员，相当体面。
乍一看，这是个“迷途知返”的励志剧本：朝廷军官被逼无奈落草，后来戴罪立功，衣锦还乡。
可你要是穿越回当年的登州，翻翻老黄历，就知道孙立这顶官帽，代价重得吓人。
当年他上梁山，对外的说法是被弟媳妇顾大嫂拿着刀架在脖子上逼的。
这借口找得挺圆润，毕竟刀悬头上，不得不反。
但在那个要命的节骨眼上，孙立干了一件跟“被逼无奈”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那时候宋江死磕祝家庄，怎么都打不进去。
孙立这伙人刚来入伙，急着要拿个见面礼表忠心。
怎么破局？
孙立没等别人张嘴，自己就跳出来了。
他撂下这么一句话：“那个栾廷玉，跟我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
他会啥我都知道，我会啥他也清楚…
我去做个内应，这事儿准成。”
这话里的信息量，细琢磨极恐。
头一条，栾廷玉是他同门师兄。
在那个讲江湖规矩的年代，同门情义跟亲兄弟也没啥两样。
再一条，他对师兄的底细摸得透透的。
最狠的一条，他打算把这份知根知底的交情，当成杀人的刀。
孙立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跟着大部队硬冲，他一个新来的，猴年马月能出头？
但要是玩阴的，利用师门关系搞个“特洛伊木马”，那就是头功。
至于师兄栾廷玉？
那不过是垫脚石，不是哥们。
结局大伙都清楚，祝家庄破了，栾廷玉死得不明不白。
孙立踩着师兄的尸体，换来了宋江的青睐，最终换回了登州都统领的位子。
这种专门杀熟人的狠劲儿，一般人下不去手，孙立却干得行云流水。
如果说孙立是把师门卖了个干净，那“美髯公”朱仝，就是把职业道德扔在地上踩。
不少人觉得朱仝这人仗义，号称“义释”晁盖、宋江、雷横，江湖上名声好得很。
最后结局也棒，跟着名将刘光世混到了太平军节度使。
但咱们得问一句：朱仝到底是给谁干活的？
他是郓城县的马兵都头，说白了就是刑警大队的一把手，吃的是皇粮，领的是老百姓交的税银。
他该干啥？
抓坏人。
可他实际干了啥？
晁盖抢了生辰纲，那是特大抢劫案，他放了；宋江宰了阎婆惜，这是故意杀人案，他放了；雷横打死白秀英，过失致人死亡，他又给放了。
这叫哪门子的“义”？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看，这叫渎职，叫包庇，叫警匪勾结。
朱仝心里的账本是这么记的：
抓了晁盖宋江，那是公事，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还得罪江湖朋友；把人放了，那是私情，将来这帮人要是混出头了，自己就多条后路。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风险投资。
拿公家的法律做顺水人情，最后倒霉的是谁？
是平头老百姓。
就像石碣村阮家兄弟抱怨的那样：现在的官府，动不动就祸害百姓…
先把好人家的猪羊鸡鹅吃光，临走还得要路费。
朱仝这种都头，对着罪犯讲义气，对着百姓耍官威。
最讽刺的一幕是，后来李逵把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给劈了——那可是对他朱仝有大恩的老领导家的独苗。
按理说，这仇不共戴天，见面得拼命吧？
结果呢？
朱仝最后跟李逵“冰释前嫌”，照样称兄道弟。
为啥？
因为那会儿李逵背后站着梁山这棵大树，他惹不起。
在朱仝的脑子里，“义气”是随时能变现的筹码，而“良心”和“职责”，那是随时能丢掉的垃圾。
要是说前两位还得扯一块“江湖义气”的遮羞布，那呼延灼的玩法，就是赤裸裸的“黑吃黑”。
呼延灼是大宋开国名将之后，朝廷对他那是没得说。
皇帝赏他御马，高俅给他配了最顶级的连环马重装骑兵。
这是把家底都交给他了。
结果呢？
连环马被破，全军覆没，老本赔了个精光。
作为主帅，这时候摆在呼延灼面前就两条道：
一条道：回京请罪。
虽然大概率要掉脑袋，但至少留个忠臣的名声。
另一条道：战死沙场。
这叫以身殉国。
呼延灼哪条都没选。
他琢磨出了第三条路：找关系走后门。
他想到了青州知府慕容彦达。
这慕容知府的亲妹妹是慕容贵妃，枕头风硬得很。
呼延灼单人独骑跑去投奔，指望老相识能拉一把。
慕容知府对他咋样？
那是真的够意思。
听说呼延灼逃命来了，高兴得不行，赶紧上马奔到城头，叫人开城门、放吊桥。
收留一个败军之将，还承诺帮他走贵妃的门路官复原职，这叫雪中送炭。
可呼延灼是怎么报答这份恩情的？
等到梁山大军杀过来，呼延灼被抓（或者是投降）之后，为了在新老板宋江面前纳投名状，他眼皮都没眨就把慕容知府给卖了。
他去诈开城门，领着秦明一帮人杀进去，一棍子把那个刚才还给他开门、想救他命的慕容知府打下马背，送了西天。
这笔买卖做得太绝了。
呼延灼用恩人的人头，换了自己在梁山的一把交椅。
后来呼延灼受封御营兵马指挥使，据说最后是跟金兵打仗死的，“为国捐躯”。
但他这个“忠”字，水分大得没法看。
一个既不忠于朝廷（丢了装备不请罪），也不忠于朋友（卖友求荣）的人，最后居然成了抗金英雄，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要是当年金兵真的活捉了呼延灼，按照他一贯的逻辑——“谁腿粗抱谁，谁能保命卖谁”，他会不会磕头投降？
这事儿，恐怕都不用猜。
回过头再看，为啥梁山好汉死得七零八落，偏偏这三个货能活下来，还能混得风生水起？
因为他们活得最“通透”。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没有什么永远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原则，只有冷冰冰的利益算计。
孙立能卖师兄，因为师兄是进体制的敲门砖；
朱仝能卖法律，因为法律是结交黑道的本钱；
呼延灼能卖恩人，因为恩人是洗白身份的筹码。
这种人，不管在哪个朝代，不管在哪个圈子，往往都能混得人模狗样。
但咱们不得不琢磨一句：要是一个时代的赢家全是这种货色，那这世道还有救吗？
要是当官的都像孙立，为了爬上去六亲不认；
要是执法的都像朱仝，拿法律当人情做买卖；
要是当兵的都像呼延灼，拿着国家的武器资敌，转头还要宰恩人。
那大宋朝要是不完蛋，才是真的没天理。
施耐庵写《水浒》，最后让这三个人善终，看着是给了个好下场，其实是在冷冷地抽那个世道的耳光：
在这个大染缸里，真正的忠义汉子（像鲁智深、武松）要么看破红尘走了，要么早早死了。
只有那些嘴上挂着忠义、心里全是生意的“聪明人”，才能活到最后，笑到最后。
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这哪是一句老话，分明是一部血淋淋的生存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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