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15日清晨，甘肃宁县九岘塬，警一旅参谋长刘懋功站在山坡上举起望远镜，看到的不是电报中所说的两三百名骑兵，而是铺满山梁的大队人马。晨雾尚未散尽，马家军已经列队展开，几路人马正向不同方向推进。
这一刻，原本准备伏击小股骑兵的计划，顷刻间变成了一场生死突围。
此前，南线部队奉命从陇东返回关中分区。8月14日晚，警一旅在柴桥子、杨家园子一带宿营，王世泰率警三旅第五团、骑兵第六师及关中地委机关，驻在九岘塬东边的西洼。
当时部队得到的情报称，盘克堀附近有两三百名敌骑兵。若能设伏歼灭，既可缴获战马，也能补充关中地方武装。警一旅干部刘懋功却觉得不踏实，他提醒说：“敌情不明，不能贸然动手。”
地方干部认为，马家军沿途扰民，不能任其来去。争论之后，部队还是按原计划出动。刘懋功带着二团团长于占彪、三团团长葛海洲等人，冒雨连夜赶往指挥部，天快亮时才抵达，身上已经沾满泥水。
等到侦察人员抵达阵地，情况完全变了。对面山坡上人马密集，远不止几百人。刘懋功当即判断，这不是一次普通袭扰，而是敌军主力设法追上了南线部队。
马家军确实早已掌握我军准备重返关中的情报。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骑八旅、一百旅、独立骑五团及四个独立营，共八个团尾随而来，企图把我军围困在宁县一带。双方兵力悬殊，我军四个团实际兵力约为敌军的六分之一。
仓促之下，警一旅第三团被置于正面，警三旅第五团负责一翼，第二团和骑六师分向两侧布防。命令刚刚下达，马家军便发起猛攻。
第三团硬是顶住了。前卫第三营在山梁上坚持了十个小时，敌军多次冲锋都被打退。战士们缺水少粮，伤员不断增加，二营五连的穆光成排更是全部牺牲。骑六师副师长杨拯民设法弄来一缸面条，也只能让干部每人吃上两口。
正面啃不动，马家军便转攻两翼。警三旅第五团阵地被突破后，第三团侧翼暴露；骑六师和第二团也在桃树庄方向陷入苦战。第三团团长张亚雄、政委赵征先后负伤，部队只能边打边撤，退向子午岭。
夜间，部队在五里墩暂时停下。几名团以上干部集中开会，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仍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有人主张分散隐蔽，有人希望继续集中突围，现场十分混乱。
刘懋功急了，大声说道：“还开什么会？地方机关、后勤和卫生部门赶快走，战斗部队向东进山，不能再等！”
这句话打破了僵局。王世泰随即决定，自己与高锦纯率第三团、骑六师先行，刘懋功率第二团和第五团断后，务必掩护部队撤过险地。
骆驼项成为突围途中最关键的一道关口。山梁狭窄，两侧高山夹峙，形似骆驼脖颈。第五团第二营刚占住山头，马家军便追到眼前。警一旅第二团第四连奉命增援，四连全员九十七人，激战四小时后仅剩十七人。
突围并未因此停止。万家梁一带，葛海洲带领第三团再次阻击，掩护指挥机关、后勤人员和骑六师撤退。部队连续苦战两天一夜，许多战士没有饭吃，也没有时间休息，只能钻树林、下深沟、攀山梁。
警一旅特务营营长聂德荣因体弱和饥饿倒在沟中，曾对警卫员说：“给我一枪吧。”刘懋功得知后，立即从第二团抽调三名战士，把他拖出了险地。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突围的不只是军事行动，也是对部队组织力的考验。
三路部队中，南线指挥部和第三团承受压力最大。经过连续阻击，原有两千多人的主力团只剩下不到八百人，损失极为严重。九岘塬战斗从8月15日持续到17日晚，我军击毙敌正副旅长各一人、团长两人，歼敌一千七百余人，但自身伤亡约八百人，重武器也在撤退中被迫丢弃。
因此，战史将其定性为一次严重失利，并非没有道理。敌军主动追击，我军仓促应战，部署被打乱，撤退过程中付出了较大代价。只是我军处在根据地内部，群众及时掩护失散和负伤人员，许多战士后来重新归队，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部队转移到甘草坪后，意见再次出现分歧。有人主张化整为零，刘懋功坚持集中力量，并派人收容掉队人员。电台接到贺龙指示后，部队终于统一行动。
几天后，胡宗南部暂二旅一个营进入关中根据地。高锦纯没有继续退避，而是集中二团、三团设伏。敌军进入射程后，伏击部队从两侧同时开火，歼灭敌两个连。马家军也因深入根据地、担心陷入包围而撤离，南线部队才逐步摆脱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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