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8日，苏南贺家村，新四军新六团团长段焕竞正盯着村外的雨幕，王必成却从宝堰赶来。两人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遭遇战，而是一块随时可能引来日军重兵的硬骨头。
当天清晨，日军第15师团一支部队从宝堰出动，扑向延陵镇。搜索无果后，敌军原路返回。段焕竞判断，日军必经九里镇，便率部设伏。不料双方提前相遇，交火后日军退入贺家村。
新六团追到村外，日军突然施放毒气，前锋两个排中毒，部队伤亡三十余人。段焕竞没有贸然硬闯，而是将敌军包围起来。贺家村靠近白兔、宝堰、丹阳、句容等日军据点，稍有动静，援敌便可能从四面赶来。
段焕竞随即向正在附近休整的王必成求援。王必成带老二团第一、第三营赶到智家村，与新六团会合。经过侦察，他看到贺家村东、东南临湖，南面和西南较开阔，北面、西北则是起伏地。
当时掌握的情报显示，村中日军约五六十人。王必成判断，敌军立足未稳，可以迅速吃掉。于是决定三面进攻：老二团从北面、西北面压迫，新六团从南面攻击，其余部队负责警戒，阻击可能出现的援军。
下午两点，战斗开始。可是，日军进村后已经修筑工事，依托房屋和地形组织火力。老二团第三营在木桥附近遭到反击，第一营和新六团则因地形开阔，难以接近村庄。三个小时过去，攻势没有打开，部队伤亡已超过七十人。
偏偏大雨倾盆而下。
有人建议暂缓进攻，先集中兵力打援。王必成也一度改变部署，认为白兔方向的日军可能出动，便安排部队埋伏在道路两侧。可雨一直下到夜里，援军迟迟没有出现。原来，白兔日军同样担心途中遭到伏击，临时收缩了兵力。
这时，王必成重新估计了局面。他判断，贺家村的敌人夜间不敢突围，附近据点的日军在暴雨和泥泞道路影响下，也很难立即增援。若等到天亮，远处据点的敌军反而可能赶到。
“不能再等，改打援为强攻。”王必成向段焕竞说明判断，“先解决村里的敌人，再布置力量迎击援军。”
这个决定，改变了战斗走向。
11月9日凌晨4时，老二团再次发动攻击。第二营主攻西南，第三营进攻北面，第一营从西侧压迫，同时抽出兵力警戒宝堰和天王寺方向。
战斗很快陷入胶着。第二营第四连一度夺取村西小高地，却被隐蔽在草堆后的日军突然反击。连长带队冲锋，重新夺回高地，直逼贺家祠堂，却被侧射火力挡住，伤亡二十余人。
第三营从木桥方向推进，遭到日军逐屋抵抗。第一营还因辨认方向失误，误入第三营攻击区域，重新调整后，进攻时机已经被耽搁。到了上午十点，除第二营一部突入村内，其他方向进展都不理想。
王必成这才发现，情报出了偏差。村中日军并非五六十人，而是接近两百人。战后查明，白兔、宝堰方向的日军趁着夜雨，绕过警戒阵地，秘密进入贺家村，使守敌兵力增加了三倍左右。
此前的判断，确实过于乐观。
王必成立即调整方案，要求各营同时发起连续攻击，不得各自为战。新四军从多个方向压迫，逐步夺取村内民房和外围工事，日军被压缩到贺家祠堂一带。
随后，王必成留下北面缺口，故意给敌军制造突围机会，主力则提前埋伏在道路两侧。中午时分，祠堂内的日军见援军无望，果然向北突围，很快落入第三营伏击圈。战至下午1时，突围之敌全部被歼，贺家村战斗结束。
这场战斗从11月8日上午持续到次日午后，前后约二十八小时。新四军歼灭日军第15师团第51联队所属两个中队，毙敌一百八十八人，生俘七人；新六团第三营营长刘玉林牺牲，部队伤亡二百二十余人。
战果很大，代价也不小。
王必成没有把胜利简单归于勇猛，而是专门检讨指挥中的问题。他承认，部队起初轻敌，对敌军人数、工事和援军估计不足，侦察不细，准备仓促。三个营看似兵力占优，真正投入第一线的却只有几个排，优势没有形成。
协同问题同样明显。各营攻击方向之间缺少配合，个别部队辨错道路，警戒部队又因暴雨放松戒备，给日军秘密增援留下了空隙。部分基层干部只知道猛冲，缺少利用地形、组织火力和临阵调整的能力。
贺家村一战，使日军在苏南的行动方式发生变化。此后，日军下乡扫荡很少再让一个中队单独行动，往往要集中更多兵力相互掩护。战斗报告中的每一条检讨，也成了老二团改进训练和作战指挥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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