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门古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23年。郭璞主持营造白鹿城时,在城北设立了朔门。朔门依江而建,出了城门便是码头,温州从此形成了港城一体的格局。
随后,在漫长的史书中,鲜有记载朔门古港的活动情况,对港口的航线、人员经贸往来,只字未提。直到公元842年,在日本的文献中,才出现永嘉郡与日本通航的记录,距离郭璞筑城设朔门,已经过去了519年。
这519年间,究竟是朔门古港长期闲置?还是港口的繁华没能留在纸上?
历代正史的笔墨,优先留给帝王将相、战事动乱、朝廷典章与重大灾异。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生计,日复一日的沿海贩运、民间海上往来,漫长无声的和平烟火,大多是不入正史的。它们虽然真实发生过,却很难被史官落笔记录。
因此,早在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在温州平阳设置的横屿船屯,有了港口的雏形,就留在了真实的记录中。而与温州朔门古港通航的文字记录,在唐朝后期才被日本的典籍所记录。这是因为都邑选址、船屯的设置属于政治军事活动,而港口的活动、航线的开辟,属于民间活动。
然而,正史没有记录,并不代表没有发生。在日本的典籍中,不难发现,在晚唐之后,开始涌现一批长期往来于日本与浙江沿岸各个港口的中国海商。
晚唐是中日交流的关键转折点。自公元630年开始施行的遣唐使制度,因中原战乱逐渐走向瓦解。公元838年,日本派出了最后一批遣唐使。此后,延续两百余年的遣唐使制度渐趋终结,公元894年,日本正式废止该制度。自此,中日官方交往中断,两国民间交流逐步取代了官方贸易往来。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中原战火连绵,南方不少割据政权也互相攻伐,雄踞江浙沿海的吴越国自907年立国,直至978年纳土归宋,七十二年来始终奉行保境安民、休兵息民的国策。
因此,晚唐时期便已出现的中日海商群体,始终维系着浙江沿海与日本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到吴越国时期依旧十分活跃。特别是894年日本停派遣唐使、官方往来断绝后,这条东海贸易通道全靠民间商船支撑。吴越国安定的社会环境、对海上商贸的包容政策,让明州、温州朔门等港口得以持续通航,并未因乱世陷入中断。
于是,那些活跃在海上、奔波于风浪的民间商人,撑起了遣唐使时代之后的东海中日航线。而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在中国正史里难觅踪影,却清晰地记在了日本、高丽的文献之中。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批被中国史书“看不见”的海商,在日本的典籍中,并没有按照中国的习惯详细记录人员的籍贯。这群长期在宁波、台州、温州等港口出入日本的海商,就被当地的文史部门安上了自家的籍贯。
最清楚的,是那位开辟日本直航温州航线的商人李处人。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花三个月用楠木造了一艘大船,乘季风六天横渡东海,直抵温州。这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温州与日本的首次直航。而这段往事,是因为船上搭载了一名日本高僧惠运,通过惠运的记载,才流传至今。
张支信,是这批海商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率三十七人从明州出发,三天便抵达日本,创下当时中日帆船的最快航速。他既经商,又造船,还曾在日本大宰府当过多年翻译。唐咸通三年,日本真如法亲王入唐,特意请他造了一艘海船,载六十余人扬帆渡海。这样一个精通中日两国的传奇海商,他的事迹,同样依靠日本文献记录才得以保存。
李延孝的商团规模更大,高峰时人员多达六十余人。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他商船东渡,十一天抵达日本。日本入唐八大家之一的圆珍高僧,回国时搭乘的,正是李延孝的船。还有李德邻,会昌年间便最早跑起了东海航路,往返之间,还帮日本僧人捎信带路。
这些商人的名字,在中国的正史里几乎查不到。可在日本高僧的记录里,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安祥寺惠运传》这些文献中,他们的事迹逐一得到保留。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温州的海上航线,在正史里迟了数百年才留下记录。不是朔门港闲置了,而是记载史书的人,从不肯为这些“末流”的商人动笔。倒是远在东海彼岸的日本人,感念这些海商在遣唐使终止后,仍载着他们渡海求法,才在史书里,为他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们要了解温州人最早的海外足迹,往往要翻开日本、高丽的古文献,才能寻见那些被中国史书遗忘的温州海商。他们是温州海上丝路的先行者,是遣唐使时代之后中日交流的无名功臣,也是“世界温州人”最早的身影。
站在朔门古港遗址前,回望千年前那个“正史无记、异国有录”的空白年代,我们或许该明白:这座如今仅存于考古探方里的古港,从未真正沉寂过。它只是在中国的史书里沉默,却把自己的繁华,一笔一笔,记在了东海彼岸的典籍里。
而这519年的记录空白,恰恰说明了温州人的出海,从来都比史书记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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