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延安，林枫向毛泽东汇报晋西南局势。山西的天气尚未入冬，政治空气却已经紧绷：日军占据太原后，阎锡山控制的旧军与八路军、新军之间摩擦不断，抗日统一战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林枫当时担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长期在山西一线工作。说是来汇报，实际上肩上带着一连串难题：阎锡山限制粮款供给，撤换进步干部，还不断压缩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空间。若退让，已有阵地可能逐步丢失；若还击，又担心破坏国共合作。
这正是最难处理的地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林枫被派往太原，协助山西党组织开展工作。太原失守后，他随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转移到临汾一带。八路军深入敌后，兵力、粮食和地方组织都急需补充，周恩来曾提出在较短时间内扩大部队的任务。
林枫没有把扩军停留在口号上。他组织河东各县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军。由于地方工作扎实，原定任务很快完成，山西抗日力量因此得到补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新军、牺盟会与地方民众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
1938年2月临汾失守后，山西抗战形势进一步变化。中共中央随后调整组织布局，成立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书记。晋西南并非八路军完全控制的区域，阎锡山在当地仍有相当影响，因此，党组织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统战方式，尽量避免过早公开对抗。
这套办法一度取得成效。
一边抗日，一边生产；一边发展基层组织，一边争取各方力量。晋西南的工作没有急于争夺名义上的主导权，而是把力量放在群众基础和实际抗战效果上。林枫后来认为，承认阎锡山在晋西南的现实影响，是当时能够打开局面的重要条件。
但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
随着八路军、新军和地方党组织不断发展，阎锡山开始感到压力。特别是1939年秋林会议后，山西局势明显转冷。阎锡山方面限制粮食和经费供应，干涉地方干部任用，对进步力量进行压制，双方之间的矛盾由政策摩擦逐渐发展为直接冲突。
有些县份甚至出现了粮食断供的危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弹药可以设法缴获，粮食却必须依靠地方筹集。若地方政权同时封锁粮源，部队的生存便会受到影响。林枫等人明白，这已不是简单的行政争执，而是对抗日力量生存空间的挤压。
中央并非没有考虑到这种风险。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强调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随后，中央又提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并于8月10日就局部武装冲突作出指示，明确自卫立场。
政策的分寸，却要由前线干部自行把握。既不能轻易把矛盾扩大，给破坏抗战者留下口实；也不能一味退让，使对方误以为八路军不敢反击。林枫最担心的，正是这个“度”字。
临行前，他曾劝妻子郭明秋暂时前往延安休养。郭明秋身体不好，却不愿离开工作岗位。林枫说：“你若去延安，我在前方也能少一份牵挂。”经过请示，郭明秋获准同行。9月初，林枫带着妻子和同志离开晋西南，前往延安。
在延安，他先后向有关部门汇报山西情况。面对毛泽东时，林枫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话很短，却把前线干部心里的顾虑点透了。国共合作需要维护，但合作不能等同于放弃自卫；抗日大局必须顾全，革命力量也不能任人压迫。只要对方主动进攻，八路军便有权在自卫立场上坚决还击。
9月16日，毛泽东在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时，再次阐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一表态，使山西前线的干部和部队有了更清晰的行动依据。
林枫返回晋西南后，立即向党员干部传达中央精神，重新研究对待顽固派的办法。此前可以争取的地方，仍然争取；已经危及部队生存和群众利益的进攻，则不能继续退让。必要时采取武装自卫，成为新的斗争方针。
同年11月，晋西南局势更加紧张。林枫等人以山西省委名义发表宣言，号召民众反对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的行为。1940年2月，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委，林枫任书记。那句“他打你，你就打他”，也由一次谈话，转化为前线处理复杂局势时必须遵循的政治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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