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到山海关，吴佩孚到前线督战，北京城防空虚。10月下旬，冯玉祥突然临阵倒戈，前线掉头回师，囚禁大总统曹锟，通电停战主和。
冯玉祥此次倒戈，和他一起举事的孙岳，所部编为国民军第三军，而第三军的台柱，正是山西人徐永昌。
徐永昌，1887年出生在山西崞县一个贫寒农家，很小爹娘就先后病故，穷得无力安葬，靠乡亲凑钱才裹了草席入土。
十四岁上，徐永昌到镇上车马店给人打杂，碰见了军中做书记的徐椿龄老先生。老先生见他勤谨又孤苦，让他记名当马夫，闲时教他读书写字。后来他从马夫转为士兵，考进军官学堂，毕业时成绩从入学时的倒数第二考到正数第二——第一名是于学忠。再后来他考进陆军大学，毕业出来，分到驻防直隶的孙岳部，从幕僚干起，凭着练兵和打仗的本事，一路做到旅长。
孙岳，是同盟会在北方的老人，明末大学士孙承宗的十世孙，为人侠义。这往后近二十年，徐永昌一直跟着这位大哥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所用的身份是国民军总司令，徐永昌作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的骨干，在名义上就这样成了冯玉祥的人。
对于参与冯玉祥临阵倒戈，徐永昌当时持的是反对态度，他说："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现在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孙岳主意已定。
徐永昌只得表示服从："论私兄为知己，论公兄为长官……今天的事，问我意见，我不敢苟同，下军令我当从命。"
从徐永昌的这番表达可以看出，这个人做事是有一定章程的，那就是——军令可以服从，但违心的事不做。
那年月是乱世，转过年，徐永昌的那一套做事章程就迎来了考验。
1925年秋，徐永昌崞县老乡续西峰撺掇建国豫军樊钟秀进攻山西，话说得很诱人：山西军"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山西又富，"民国元年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
不仅如此，续西峰还要拉孙岳的国民军第三军一起干。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拼命阻拦。他在石家庄对原定协同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前奉督办命与岳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这俩人本来也是山西人，不想跟晋军打，听了这话，掉头北上。
续西峰筹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又怕阎锡山不知情吃亏，旋即又托周玳给阎带信，阎赶紧调兵，樊钟秀无功而返。
1926年春，国民军第一军又想以借道为名从雁北打进山西，代理第三军军长的徐永昌，再挡一次。
因为这两次仗义出手，阎锡山把这个山西后生记在了心里。
那一阵子，段祺瑞名义上在北京执政，实权掌握在张作霖、冯玉祥手里，孙岳出任直隶督办，又转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徐永昌于是跟着出入中枢。
段祺瑞跟他谈过一次话，有提醒之意："冯玉祥难共事。你是山西人，不如接近阎锡山。阎锡山为人稳健，在国内外有些声誉，大有前途。"
段祺瑞的这番提醒，话音落下不久，冯玉祥的国民军就成了众矢之的。
1926年，直奉两路夹攻，国民军地盘丢尽。孙岳病倒不起，第三军交给徐永昌收拾，结果在津浦线上顶不住，一路败退绥远，困在包头。
进入秋冬，部队冻饿交迫，士兵鞋袜破烂，徐永昌为给养愁得睡不着觉。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通电响应北伐。通电的同时，他给徐永昌发来一电，约他共举大事。
徐永昌接电后没有回。
冯玉祥等不来回音，又派专人星夜赶到包头，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上的主要意思就两句话："你不要灰色，你赶快来五原。"
徐永昌没有继续沉默，给冯玉祥回了一封信："我不知什么叫红色，什么叫灰色。我没有钱，开拔不动。我从此以后，要在包头屯垦。"
这封信写得极有章法。冯玉祥拿颜色给他定性，他不接茬——"我不知什么叫红色，什么叫灰色"，直接将对方晾到了一边；然后给出实底——"我没有钱，开拔不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头之间最关注的东西；最后一句要在包头屯垦种地，实际上就是回绝，就是关门。
当时的五原是什么光景？誓师北伐，苏联援助正在道上，时代的大潮轰轰地响，冯玉祥的电报就是一张入场券，多少人抢破头要挤进去。
然而，徐永昌穷得叮当响，又刚吃了败仗，却直接回绝了他。
回绝了冯玉祥之后，徐永昌托老同僚孙楚去探阎锡山的口风，说想在五原屯垦，看阎先生肯不肯帮？
阎锡山的回话很讲究："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徐永昌大受感动，这年冬天他亲赴太原，跟阎锡山一谈三个月，阎锡山不禁感慨，"恨相见太晚"。
1927年3月，徐永昌率第三军以客军身份进山西，驻汾阳，从此成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6月晋军易帜讨奉，徐永昌带兵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控制京汉路，次年五月进保定，兵逼京畿。
就在这时候，在上海治病的孙岳不行了，临终给徐永昌留下一封亲笔信："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大哥到死都在告诫他——跟定一个人，千万别学冯玉祥。徐永昌于是正式加入晋系，所部编为晋军第三军，他任军长。
1928年10月，徐永昌出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上任头一件事就是自释兵权：把第三军的师、旅长全部换成阎锡山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点验。
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
徐永昌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一个军阀遍地抓枪杆子的时代，一个刚打出来的军长，主动把自己缴了械。这样的人，冯玉祥这辈子没见过，也看不懂。
1929年5月，冯玉祥帐下韩复榘、石友三通电反冯，裹走十万之众，西北军塌了半边。6月，冯玉祥下野进山西，住进五台山下的建安村，想借势阎锡山。
阎锡山不动声色地翻了脸，派一个卫队师把村子围了，师长杜春沂专司看守。冯玉祥要闯出去，杜春沂跪在车前拦，拦不住就下令挖断公路。
冯玉祥无奈，开始绝食表演。
在被围的那几个月里，鹿钟麟曾扮作百姓潜进村密谈；冯玉祥拿米汤在《三国演义》的书页上书写秘信，嘱咐旧部"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锡山，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有办法"。
鹿钟麟带着秘信回到潼关就任代理总司令，对外放出"联蒋反阎"的风声。
眼见局面对己不利，阎锡山把脸又翻过来，亲自登门向冯玉祥赔罪，送出五十万军饷、二百挺花筒手提机枪、两千袋面粉，两个拜把子兄弟抱头痛哭，前嫌尽释。
这些场面，徐永昌一件不落地看在眼里——他1929年8月刚调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正是阎锡山最倚重的方面大员。
1930年初，阎锡山倒蒋的心思定了。
山西炮兵司令周玳后来回忆，为了避免外人注意，阎让他打电报邀徐永昌、杨爱源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即日赶来，先到周玳家，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说："你猜。"
徐永昌说："打蒋。"
周玳说："你猜的完全对。"
徐永昌张嘴就是一句："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说完，他嘱咐周玳："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
见到阎锡山，徐永昌把力主不打的理由依次摆开：李宗仁、白崇禧隔得太远，能不能打到武汉难说；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没出过川；刘珍年、白宝山是骗钱的；韩复榘、石友三多行不义。
说到冯玉祥，他把建安村几个月看戏的心得，浓缩成了一段话："冯玉祥这人，语言外表极力装作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更有毒辣，他惯用痛哭流涕迷惑人心的方法来奉承人，可是一旦有利害上的冲突，他就不管亲疏，都会翻脸暗算的。"
说完冯玉祥，他给阎锡山算总账：不打仗，人人都仰仗你、捧你，你是"爷爷"；仗一打响，出力的个个邀功需索，稍不如意就生怨恨，你就成了"孙子"；这副担子全压在晋军一家肩上——"你看这仗能打吗？"
然而，那时候的阎锡山，野心极大，他虽然觉得徐永昌说的理由，多数在理，但最终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就任副总司令，五月中原大战爆发。
徐永昌被委为第一路前敌副总指挥，兼陇海路司令，带着孙楚、杨效欧等部顶在兰封正面——他的战位，紧挨着冯玉祥的西北军。
这一场仗，让徐永昌再次把冯玉祥看了个底掉。
西北军是真能打，士兵抡着大刀片子往蒋军精锐身上扑；可也是真穷，八月的陇海线，大雨泡了阵地，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硬生生被饿停在半路上。
阎锡山平时抠抠搜搜，急了才派周玳带着大批现款、弹药、面粉到郑州求冯出兵，冯的幕僚私下抱怨："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冯玉祥背后骂："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而名义上归冯指挥的陇海线晋军，实际上听阎锡山直接调遣——9月里阎密令晋军北撤黄河，冯玉祥尚在梦中。
执行这道撤退命令的，正是徐永昌。
对于冯玉祥，他有天然的不信任，所以就算是暗算冯玉祥，他也觉得所作所为跟道义无关，只关乎自身的安全。
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东北军进关，全线崩盘。10月8日，阎锡山与冯玉祥在石家庄会面，商定两人下野出国：阎锡山把山西军政交给徐永昌，冯玉祥把西北军交给鹿钟麟。
冯玉祥通电下野，西北军散了架——孙连仲部调江西"围剿"红军，宋哲元部缩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几十万人的大军，拆成别人棋盘上的子。
西线垮得更有意思：蒋介石没派名将，派的何成浚在漯河设了个"军人之家"，名厨、烟土、银元、女人，西北军营以上军官随时来坐，仗还没见分晓，人心先散了。
战后冯玉祥自己在日记里说：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这话等于替徐永昌作注——建安村的书页密信、抱头痛哭，与战场上几十万将不认兵，病根是同一个：这支军队上上下下，信用是可以标价的，而标价的规矩，是带头的人亲自立的。
1931年，徐永昌出掌山西。
这年夏天，石友三在河北酝酿举兵打张学良，冯玉祥的电函先到，说与阎先生、两广都已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还表白"讨蒋之决心，始终无二"。差不多同时，陈济棠、阎锡山的信函也到了，说的都是这件事。
徐永昌的态度依旧是那两个字：不理。
两次拒冯，是徐永昌对冯玉祥态度的定格。他日记里给冯玉祥的总评，核心有两句话："论变不论常"，"显得多少有点时髦肤浅"。
冯玉祥这一辈子，从皈依基督教到联俄联共再到奉三民主义，从基督将军到"倒戈将军"，哪一阵风吹得紧，他就往哪边贴，贴得急，落得也急，每一次都自称"觉今是而昨非"。
徐永昌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他那不叫忏悔，叫赶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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