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4日，北平棉花胡同甲5号，军统特务突然闯入一户普通住宅。屋内几人正在开会，来不及转移，陈琏、袁永熙以及另外两名地下党员当场被捕。搜查持续了很久，真正让特务兴奋的，却只有一本《民主青年同盟章程》。
这本章程并不能直接证明什么，但在当时的北平，一纸文件足以引来牢狱之灾。更让案件引人注目的是，被捕女子的父亲，正是蒋介石身边颇受信任的陈布雷。
陈布雷一生以文字和谋略见长，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他的文章常常代表国民党当局发声，身份特殊，影响也大。偏偏他的女儿陈琏，早已悄悄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陈琏生于1919年。出生时母亲因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对这个幼女格外疼爱，起初给她取名“怜儿”。然而，疼爱并没有让她变得顺从。她不愿按照父亲安排的人生前进，读书期间便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
抗战时期，陈琏在西南联大求学，接触进步思想，并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陈布雷并不知道女儿的真实身份，只是偶然发现她在读《论持久战》，便追问书从何处而来。
陈琏没有回避，直接说道：“抗日救亡，是青年的责任。”这句话让陈布雷一时无言。父女之间的分歧，从此不再只是读书和择业上的争执，而变成了对国家道路的不同判断。
在西南联大，陈琏结识了袁永熙。袁永熙比她早几个月入党，曾担任地下党学生组织负责人。两人在共同学习和工作中产生感情，后来结为夫妻。
陈布雷曾托人调查袁永熙。对方出身名门，才学和品行都不错，唯一让他不放心的，是这个年轻人思想“左倾”。但陈布雷当时仍抱有侥幸，认为只要不是共产党，事情便不难处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永熙前往北平工作。1946年秋，陈琏也来到北平。1947年8月10日，两人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北平政界一些人物还曾到场致贺。谁能想到，婚后仅一个多月，夫妻二人便同时被捕。
案件的起点，并不在陈琏夫妇身上。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台长李政宣被捕并叛变，供出了部分关系。特务在田仲英住处发现一张袁永熙的名片，便据此推断北平地下党中那个“袁某”就是他。
有意思的是，田仲英曾是陈琏的同事，两套地下组织彼此并不横向联系，双方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次婚礼上的普通来往，竟成了案件扩大的缺口。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担心的并不只是两个人的安危。他判断，军统这次行动可能牵涉更大范围的地下组织，于是立即要求有关方面切断横向联系，检查各处漏洞，防止一处被破坏后引发连锁暴露。
陈琏和袁永熙被押往南京后，特务轮番审讯。袁永熙遭受酷刑，却始终没有供出组织情况。特务还分别骗两人，说对方已经招认，试图利用夫妻关系制造心理压力。
陈琏被带到审讯室门口时，特务逼她劝丈夫坦白。她只冷冷说道：“我丈夫没有问题，我劝他什么？”这句话不长，却让特务的盘算落了空。
此时，陈布雷在南京家中坐立难安。女儿身怀六甲，女婿又被严密关押，他知道案件一旦定性，后果难以挽回。经过反复思量，他给蒋介石写下一封短信：
“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这不是普通的求情信。陈布雷没有为女儿辩解，也没有指责办案人员，而是把处置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字面上恭顺，实际却把父亲的无奈写得十分清楚。
蒋介石此前已经了解案情，知道特务掌握的只是嫌疑和旁证，并没有足以定罪的材料。一次宴请胡适后，他把陈布雷叫住，说陈琏夫妇属于“民青”成员，可以领回，但必须严加管教。
1948年1月，陈琏获保释，袁永熙随后也被释放。陈布雷曾对女婿说：“怜儿托付给你，国家多难，好自为之。”这番话既像长辈交代家事，也像一个身处困局的人，对年轻人的隐晦提醒。
但陈布雷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1948年11月，他曾与女儿、女婿同往中山陵。11月12日晚，他单独对袁永熙说，自己从政多年，早已悔之晚矣。次日凌晨，陈布雷服药身亡，时年59岁。
陈琏夫妇后来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1949年2月3日，在地下党安排下，他们前往北平。那张婚礼上的名片曾带来牢狱之灾，而陈布雷写下的那封信，则留下了一个父亲在家庭亲情与政治立场之间无从调和的痛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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