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广宇走出监狱，在街头遇见一位老同事。对方盯着他看了很久，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瘦削、沉默的人，竟然还活着。八年前的那个夏天，许多人都以为王广宇熬不过去。
王广宇这个名字，后来很少被提起。1960年代，他曾担任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手中握有一定权力。那时的他，身处复杂的政治风浪之中，许多工作并非个人能够完全决定。
鲁迅手稿一事，成了改变他命运的关键。手稿并非真正遗失，而是在工作交接中被遗漏，后来才重新找到。但在当时的环境里，责任总要有人承担，王广宇被推到了前面，随后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
入狱之后，最难熬的并不是狭小的牢房，也不是单调的饭菜，而是对前途彻底失去判断。一个曾经参与重要事务的人，突然变成等待处理的囚犯，身份落差足以击垮心理防线。
那段时间，王广宇几乎不再考虑亲情、名声和将来，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活到第二天。他并不害怕死亡，反而把死亡看成摆脱困境的出口。
监狱方面很快察觉到他的异常。看守更加谨慎，夜间隔着监视孔查看的次数明显增加，有时五分钟左右便要确认一次。牢房里没有可以随意使用的物品，越是严密，王广宇越想寻找漏洞。
1968年6月14日夜里，他发现被子中间有一道细小的裂口。那道口子给了他一个念头。他一点点撕开布面，试图利用撕下来的布条结束生命。几次尝试之后，身体本能的反应却让双手在危险关头松开。
他没有停下。王广宇又改变办法，把布条固定在床板附近，躲进被子里继续尝试。可是人一旦失去意识，原先的力道便无法维持，几次折腾下来，仍然没有成功。
后半夜，牢房外暂时安静了些。他在床边发现一小块脱落的水泥碎片，便想用它处理窗上的铁纱。刚动手不久，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他赶紧躺回床上装睡，等看守离开后又重新起身。
铁纱比想象中坚固，那块碎片又太小，忙了大半夜，只弄出一个窟窿。天色渐亮，换班时间到了，监视重新变得频繁。那条布带无处放置，反而成了新的麻烦。
牢房很小，任何异常都容易被发现。王广宇四处寻找，终于在墙脚附近发现一处不起眼的缝隙。缝隙外面看着很窄，里面却有些空间，他便把布带藏了进去，想着以后再找机会。
有意思的是，命运并没有按照他的打算继续发展。此前相对冷清的日子突然被打破，随着王力、戚本禹、关锋等人被隔离审查，专案人员开始频繁找他谈话，要他交代相关问题和历史情况。
一次谈话中，负责人先批评了他，随后说：“你的任务是揭发和交代，其他问题不用多想，组织上知道你是什么人。”这句话并不长，却让王广宇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彻底放弃。
希望很微弱，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选择。他慢慢放下了轻生念头，墙角那条布带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对一个已经走到绝境的人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未必是安慰，而是确认自己仍然有被处理、被判断的可能。
1968年11月11日，专案组把王广宇此前写下的材料整理到一起，拿到监狱让他按下手印，并告知他等待处理。这个消息没有带来明确结论，却让他心里重新有了着落。
只是这一等，便是七年零三个月。等待依旧漫长，精神压力却不像最初那样沉重。因为“等待处理”至少意味着事情还没有盖棺定论，他仍有机会说明问题，也仍有可能走出那道门。
1976年，王广宇终于离开功德林。老同事再次见到他时，想起1968年夏天那个几乎被绝望吞没的人。那时没人知道，他究竟能不能熬过去；而他自己，也曾在一夜之间反复走到生死边缘。 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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