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中国1000多万应届毕业生面临的非常严峻问题，已经到来了

我叫湛立群，今年五十四，湖北襄阳人，在一所省属二本院校做了二十六年老师，后十年在就业指导中心，天天跟毕业生的档案、三方协议、面试表现打交道。去年我退了二线，可去年秋天到今年，找我打听工作的学生和家长，比我在岗时还多。

今天我写的，是我退休前后这几年，在就业指导中心的桌子两头，看见的真事。一千多万毕业生，这个数字背后的难处，是真的，我不用回避它。可难处的里子里是什么，出路在哪儿，我把我在桌子两头看见的东西，原原本本写出来。

先说这个“难”字，难在哪儿。外行看，是“岗位少”。我在中心干了十年，我看下来，难的不光是岗位少，是三个错位叠在一起了。

第一个错位：学历和岗位的错位。我们学校是个二本，我一个学生，学会计的女生，姓乔，叫乔曼，二〇二二年毕业，投了一百四十多份简历，回音十七个，进面试六个，全挂在“经验不足”上。她跟我说：“湛老师，四年前的学长，我这个成绩进省城事务所不难；今年，事务所要研究生起步，还要有实习经历。”她没说错。这几年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本科生能干的活，招人的门槛抬到了研究生；研究生的岗位，里头坐着前几年读研避风的人。这一层压一层，最后压在最上头那一届的头上。

第二个错位：专业和市场的错位。我们有个学院，前些年某专业火，一年招六个班，等到这批孩子毕业，行业下行，对口岗位腰斩。孩子们拿着四年寒窗，对着一个缩水的行当。这不是孩子的错，甚至不全是学校的错，行业的周期，四年一翻脸，比教学计划翻得快。

第三个错位，是心里那道坎，也是我最想写的一个错位：期望和现实的错位。这个错位，我最熟，因为我在桌子两头，坐过几百回。

我讲几个学生给你听。

第一个，乔曼，就是刚才那个会计女生。她投到第五十份简历的时候，来我办公室哭。我给她倒杯水，跟她说了句实在话：“曼曼，我教不了你会计，但我教你一件事：你现在投的这一百多份简历，投的是一个‘两年前的市场’。市场变了，你的打法也得变。”我让她把简历分成三摞：想去的、能去的、垫底的，想去的照投，能去的改简历投，垫底的那一摞——是小城市的事务所、县城的代账公司，她从没投过。她起先拉不下脸，说：“老师，我读大学，就是为了不回县城。”我说：“你没听懂我的话。我不是让你回县城躺下，我是让你先站上一块踏板。踏板不分城乡，分的是有没有活干、有没有人教。”她后来去了襄阳下面的枣阳，一家代账公司，一个月三千八。她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丢人。我劝她妈妈：“您女儿三个月做了两百多家小公司的账，这是人家事务所十年都摸不到的量。”两年后的今年春天，乔曼考下了中级，跳到市里一家中型事务所，工资翻了三倍。她前些天给我发消息：“湛老师，当年那个县城，是我的跳板，不是我的坟。”

第二个学生，男生，机械专业的，姓覃，叫覃家旺。这孩子的问题是反过来的：他有活儿不去干。毕业那年，一家本地的重工企业校招，一线技术岗，月薪扣完五险到手五千出头，包住。他不去，说：“我读了四年本科，去车间拧螺丝？”他选择考研，二战没上，三战还没上，毕业两年，在家复习，他妈妈来找我哭。我把覃家旺约到学校旁边的小面馆，跟他算了一笔账。我说：“家旺，我不是劝你别考研，考研是一条正路，该考考。可我问你，你二战三战这两年，除了复习，你干了什么？”他说没干什么。我说：“问题就出在这儿。你以为你在等待，其实你在滑行。考研的同学，考上的上去了，没考上的这两年做过实习、考过证、干过活，人家是在桥上等桥；你在原地站着等桥，桥来不来不知道，你脚下的地，先塌了。”我给他出了个主意：先去那家重工企业上班，白天拧他的“螺丝”，晚上复习。“车间一线不是螺丝，是图纸变成真机器的地方，你一个学机械的，在图纸上待了四年，去真机器上待两年，你考研的面试，都比现在能说。”他去了。第二年考研，还是没上，第三年，他在车间做出了一个夹具的小改进，厂里给他记了功，他也不考了，如今是那家厂的工艺员，带徒弟了。他去年跟我喝酒，说：“湛老师，当年我以为拧螺丝丢人。现在我知道，真正丢人的是：二十六岁了，还没进过一次社会。”

第三个，是个女生，学中文的，姓桑，桑雨眠。她是我们学院的才女，文笔极好。毕业那年赶上最难的那阵，她投了三个月，回音寥寥。她没哭，也没硬耗，她干了一件当时全系都觉得“掉价”的事：回她那个县，考了特岗教师，去乡镇中学教语文。系里老师说可惜了。我倒觉得，这是我在就业指导中心十年，见过的最清醒的一个决定。她跟我通过一次电话，她说：“湛老师，我在县城中学，一节课一节课地教，我的文笔用在了教案和校刊上，我班上有孩子作文写得真好，我给他改稿子改到夜里十一点，比我在大城市改一百份没人看的简历，值。”她如今是那所中学的骨干，去年评了职称，她班里那个作文好的孩子，考上了我们学校，报到那天来看她，管她叫“桑老师”。桑雨眠在电话里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写在这儿：“湛老师，人这一辈子的岗位，不是简历投出来的，是脚踩出来的。城市的写字楼容不下我，不代表天地容不下我。”

这三个人，一压一跳一落，把我想说的都说尽了。这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坏消息是真的：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好岗位一年比一年挤，学历的含金量一年比一年薄。这些话，我在就业指导中心的讲台上，年年讲，我不粉饰。可我退下来这一年，把见过的几百个学生的去向翻了一遍，我又要给孩子们几句好消息，这消息不是画饼，是一个个真人走出来给我的。

第一句：风大的时候，船小是劣势，也是优势。船小掉头快。大企业的门窄，就别在门口挤死；小城市、小公司、新行当、一线岗，门宽，没人排队。乔曼的两百家账、覃家旺的车间、桑雨眠的乡镇讲台，都是窄门旁边的大路。第一份工作不是终点站，是踏板，踏板不嫌小，嫌的是你不肯踩上去。

第二句：学历会贬值，本事不会。这几年我看得最清楚的一条线：凡是在最难的那两年里，手没停的——考了证的、下过现场的、写出过东西的、带过项目的，没有一个是真“失业”的；凡是手里只有一个文凭、四年没下过水的，投两百份简历也是飘的。市场淘汰的不是学历低的人，是“只有学历”的人。文停止血的办法只有一个：把书面的东西，变成手上的东西。

第三句，也是最要紧的一句：这一代年轻人的难，是真的难，可“难”不等于“没有出路”，只等于“出路不在原来的地方”。上一代人挤过国企下岗的独木桥，我们这代人趟过下海的水，你们这代人，要趟的河叫“转型”。河水冷，是冷的；可河对岸不是没有岸。我在中心十年，最不忍心看的，不是没找到工作的孩子，是被“找不到理想工作”四个字钉在原地、一年一年耗掉的孩子。等待是最贵的消费，滑行是最危险的姿态。你可以失望，但不要停；你可以从三千八干起，但不要从零干起。

去年教师节，乔曼、覃家旺、桑雨眠，三个人约着一起来看我。乔曼在襄阳买了房，覃家旺评了技师，桑雨眠的学生考上了大学。四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面馆吃饭，还是当年那家。覃家旺端着面碗说：“湛老师，今年的学弟学妹，比我们那届还难。”

我说：“难，是真的。可你们仨就是我这一年领着走的答案，路窄了，人就得活泛；门关了，窗就得自己捅。”

桑雨眠接了一句，她说得最好。她说：“老师，其实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的桥断了。可你回头看，哪一代人不是自己凫水过去的？桥断的那年，正是学游泳的年头。”

我把她这句话，记在我的本子扉页上。

今年秋天，新一届的孩子又毕业了。就业指导中心的新主任，是我带出来的徒弟。他问我有什么嘱咐，我把本子翻到扉页，让他看那句话，又添了两行：

告诉孩子们三件事——踏板不嫌小，本事不嫌多，等待最贵。

再告诉家长一句：别拿你们那年的地图，给孩子指今年的路。

一千多万年轻人，站在同一段河水面前。

河是真宽，水是真急。

可我教了二十六年书，见过太多凫水的人了。

他们扑腾的样子不好看，可他们，都到了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