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鸭绿江边，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进入朝鲜战场。此时，军部文件、作战命令和部队思想动员，都在极短时间内展开。前线需要能打仗的军长，也需要能够稳定军心、协调上下的政委。
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谓“志愿军十虎将”，是后人对十位战功突出军长的概称，并非当时正式授予的统一称号。他们分别是梁兴初、吴信泉、温玉成、吴瑞林、曾泽生、彭德清、张翼翔、傅崇碧、张祖谅和秦基伟。
这些军长身处不同部队，经历也各不相同。有人来自红军老部队，有人长期在东北作战，也有人曾率旧部起义后加入人民军队。到了朝鲜战场，他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把一支装备并不占优的部队，拧成一股绳。
梁兴初率领第38军入朝后，政委刘西元与他搭档。刘西元是我军较有代表性的政工干部，善于把战斗任务、纪律要求和思想动员结合起来。第38军后来打出“万岁军”的威名，军事指挥固然重要，政治工作同样不能缺位。
第39军军长吴信泉的政委是徐斌洲。两人在东北战场已有工作交集，彼此配合较为熟悉。徐斌洲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到了朝鲜前线，他承担着组织部队、鼓舞士气和保持军政关系顺畅等任务。
第40军军长温玉成的搭档是袁升平。袁升平此前曾任第49军政委，解放战争后期调任第40军。第40军进入朝鲜后作战任务繁重，部队机动频繁，军长负责战场指挥，政委则要保证命令能够层层落实，伤亡、补充和思想变化也要及时掌握。
第42军军长吴瑞林，入朝初期的政委是周彪。1950年，周彪调任第42军政委，后来由郭成柱接任。第42军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在朝鲜北部和东部承担过重要任务。部队连续作战、补给困难，政委的组织协调作用尤其突出。
第50军军长曾泽生的政委是徐文烈。第50军前身为国民党军第60军，1948年在长春起义后改编。这样的部队成分复杂，转变快、任务重，既要提高战斗力，也要完成思想和组织上的整合。汉江南岸作战期间，第50军的坚守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这支部队。
第27军军长彭德清，政委是刘浩天。刘浩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过相关部队的政委，与许世友、聂凤智等将领共事。第27军在长津湖战役中重创美军陆战第7师所属部队，并歼灭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军第31团指挥部。战后，曾如清接任第27军政委。
第20军军长张翼翔，政委是谭佑铭。长津湖战役中，第20军承担了极为艰苦的作战任务，部队在严寒和补给不足的条件下坚持行动。军长要判断战场形势，政委要稳定部队情绪、组织后续工作，两者缺一不可。
第63军军长傅崇碧的政委是龙道权。1951年铁原阻击战中，第63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连续坚守十三昼夜，付出重大伤亡，迟滞了联合国军的推进。龙道权长期在华北战场从事政治工作，面对高强度防御作战，必须把伤亡压力转化为继续坚守的组织力量。
第60军军长张祖谅，政委是袁子钦。袁子钦是福建上杭人，参加革命多年，具有较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经验。第60军在朝鲜战场承担过重要防御和进攻任务，军政之间的密切配合，对部队恢复和战斗力保持影响很大。1955年，袁子钦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15军军长秦基伟的政委是谷景生。上甘岭战役发生于1952年10月至11月，秦基伟负责军事指挥，谷景生则参与部队政治动员、组织保障和战地宣传等工作。面对反复争夺的阵地，官兵需要的不只是命令，还要明白阵地为何必须守住。
有人曾问：“政委不上第一线冲锋，作用是不是不如军长？”军中干部的回答很直接：“军长决定怎么打，政委要让部队愿意打、能够打、打完还能继续组织起来。”这句话虽朴素，却说明了军政双首长制度的实际价值。
因此，这十位与“虎将”并肩工作的政委分别是：刘西元、徐斌洲、袁升平、周彪和郭成柱、徐文烈、刘浩天和曾如清、谭佑铭、龙道权、袁子钦、谷景生。其中，个别部队在战争期间出现政委调整，若只列一个名字，容易把前后任职情况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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