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约2300字，阅读时长大约5分钟
前言
老话讲，盖棺论定。
可陈独秀这口棺材，盖了八十多年，还是不断有人往里添东西。
有人说，他死前被人连着打了好几针强心剂，走得不明不白。还有人说，他留下遗嘱，家里的钱一分不给妻子，只留了两样东西。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陈独秀临终前的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月里的一杯蚕豆花
1942年5月，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
陈独秀在这里住了快三年。他有胃肠病，四年前又添了高血压，一直没有好利索。
这回的病，是从一杯茶水开始的。
那时候民间有个说法，蚕豆花泡水喝，能降血压。这个春天，陈独秀一直在喝，也没见好，也没见坏。偏偏5月12日前后喝的这一批，采下来的时候赶上下雨，晾了好几天才干，里头有的已经发酵了。泡出来的水发黑，味道也不对。他喝了半小杯，肚子就胀了起来。
转过天来，有朋友上山看他，午饭吃了四季豆烧肉，吃多了。夜里吐得很厉害。
之后精神一直不好，夜里睡不踏实。
17日早上，他刚起来洗漱，就觉得头晕。傍晚七点半，他勉强起身去厕所，一站起来就栽倒了，手脚发僵，冷汗往下淌，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来。晚上九点，又昏过去一回，这一回差不多昏了三刻钟。
18日一早，家里派人下山报信。三儿子陈松年，还有留德学医的老朋友邓仲纯，一起上了山。
他们还给重庆的两位名医写了信，附上详细的病历。那两位医生走不开，没能赶来，但都认真看了病历，开了药。其中一位周医生，甚至把自己母亲平时用来预防血压起伏的针剂，分了一部分送上山。
可病没有退。
22日上午，陈独秀又昏过去，前后连着三次，靠注射强心剂才醒过来。
23日，江津城里的两位西医上山，给他灌了肠，大便通了，人还是不见好。
27日中午，他陷入昏睡。何之瑜记下了当天的情形：
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
晚上九点四十分，人走了。
何之瑜是北大同学会派来照顾他的年轻人，这份记录写在他去世后的第九天。屋里站着的，是妻子潘兰珍，三儿子陈松年夫妇，两个孙女，一个侄孙，还有邓仲纯医生、何之瑜，以及恰好从重庆赶来探病的包惠僧。
所以多次注射强心剂这话，字面上不假。22日打过，27日又打过。
可打针的是医生，目的是救人。病人昏过去，医生用强心针往回拉，拉不回来。一件救命的事，传来传去，就变成了一件下手的事。
字是那几个字，味道变了。
十平米的卧室
石墙院是个三进的石头院子，陈独秀住在右边的耳房。卧室一间，十平米左右。屋前敞着半个厅，一张桌子，两条凳子，是吃饭的地方。
他每个月有两笔固定的钱。一笔是北大同学会给的三百元，一笔是给报纸写文章的稿酬，一百六十元。
数目看着不小，可那几年物价涨得吓人。他在信里算过一笔：一年半以前，一个月三十块钱就算宽裕，那时候一斗米三块钱。现在，一斗米要七十块。
日子怎么过？
夫妻俩在院墙后头的空地上种土豆。潘兰珍背着他，一件一件去当首饰。柏文蔚1939年冬天来看他，送了一件皮袍子，后来也被当掉了。
1941年8月，家里又进了贼。贼大概以为常有名人登门，主人一定是个富户。进屋一看，家徒四壁，只拿走了十几样衣被，还有他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朋友送的一方“独秀山民”印章。
警察很快破了案，可手稿和印章没有追回来。
陈独秀心疼得很，嘴上却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
一个连皮袍子都当了的家，传言里说他钱不留妻子。
家里有钱可留吗？
退回去的两万块
偏偏这个人，不是没有机会拿钱。
他花了很多年写《小学识字教本》，这是一部讲汉字源流的书，是他晚年最看重的学术著作。书稿送到教育部，审了一年零九个月。教育部长陈立夫看完，觉得书名里小学两个字不妥，亲自写信，请他改个名字。
陈独秀回了：一字不能动。
他还把教育部预支的两万元，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那两万块，是他当时最缺的东西。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送来过五千元，他没有收。朱家骅后来又开了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被他拒绝，再托张国焘转交，他还是不收。罗家伦、傅斯年去看他，也送过钱，他当面顶了回去：
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施舍，不要你们的救济。
罗、傅二人，很尴尬。
他对老朋友邓仲纯说得更直白：这些人的钱不能收，宁可饿死，收了他们的钱，是非多。
网上还有一个很流行的版本：陈独秀临终前，嘱咐妻子，教育部那两万元，分文不可动。
这话听着很感人。
可是钱早就退回去了，还有什么分文不可动？这个说法，我没有查到可靠的出处。
一句话，五只碗
真正的遗言，在何之瑜的笔下，一共没有几句。
临走前那几天，陈独秀把他叫到床前，交代后事。
他先交代，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接着说到儿子。三儿子松年早已分居自立，用不着操心，放不下的是妻子。潘兰珍家里没有亲人可以依靠，请何之瑜多多关照，并且嘱咐她，今后一切自己做主，生活务必自立。
南京狱中，有朋友送给他五只显德四年的古瓷碗。他说，留给兰珍。
后事办完，稿费如果还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
话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
对照一下传言。传言说钱不留妻子，原话是稿费有余，也要留一部分。传言说“只给这两样”，史料里数得出来的，是一句让她自己活下去的话，五只碗，外加半句没有说完的稿费。
潘兰珍后来的去处，何之瑜在1943年的记录里写了一句：经朋友介绍，在重庆附近一家朋友办的农场做工，勉强够自己过活。
守了他这些年的潘兰珍，自己走出了石墙院。
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
人死了，要办事，办事要花钱。
何之瑜把账目一笔一笔记了下来，印成了小册子。
从陈独秀去世，到当年年底，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的医药费和丧葬赠款，一共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
花出去的呢？医药二千四百多元，衣服和棺材一万一千二百多元，安葬二千二百多元，修墓九千二百多元，再加上招待、酬谢、整理遗稿，总共三万八千多元。
光是衣服和棺材，就比医药费多出四倍多。
差下来的五千元，由北大同学会补上。
何之瑜还在账目后面特意写了一句：支出的明细，由陈松年、邓仲纯和他三个人共同审核过，以后凡有赠款，一概谢绝。
灵柩是6月1日下午一点半入土的，地方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地是当地乡绅邓蟾秋捐的，他和侄子邓燮康还出钱出力，把衣衾棺木都办齐了。
下葬那天，卫戍司令部派了人全程盯着。邓家叔侄，也被特务盘问了一遍。
1947年6月，陈松年雇了一条大船，顺着长江，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了安庆，和原配夫人合葬在了城北十里铺。
离开安庆三十四年，他回来了。
老达子说
陈独秀这一辈子，有人替他评过功过，有人替他编过故事。
留在石墙院里的东西不多，一张床，一些没有整理完的文字学书稿，还有五只据说是显德四年的古瓷碗。显德是五代后周的年号，显德四年，是公元957年。
那几只碗后来去了哪里，我没有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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