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鳄鱼屿揭秘：施琅造战舰的浔江孤岛|八闽通志|厦门市|厦门志|同安县志|施琅造|民国|浔江孤岛|道光帝|闽书|鳄鱼屿

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鳄鱼屿名称考辨白屿鳄鱼屿

文/林鸿东

荻花洲附近的海面上，坐落着一座名为鳄鱼屿的岛屿。鳄鱼屿以其形似鳄鱼而广为人知。然而，在深入查阅相关地方志文献后，笔者发现这一常见说法在历史记载中却并非如此。为探究其名称源流，笔者进行了专题调查，结果发现：在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书中，均无”鳄鱼屿”之称，仅有”白屿”的记载。

一、弘治《八闽通志》的存疑之条

关于白屿，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见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的《八闽通志》，其文极其简略：“白屿在仁德里十三都”。

那么，“仁德里十三都”位于何处？根据志书，其范围大致位于原同安县辖”仑上、下店、萧厝、苎溪铺”等地，经了解，此地距海较远，没有存在岛屿的可能。以此推断，此处的”仁德里十三都”或为”翔风里十三都”之误——翔风里十三都包括“普陀、洪厝、文崎、洪前、刘五店、射埔、东界、浦南”，其中滨海部分则“文崎、刘五店、射埔、东界”，与鳄鱼屿的地理位置极为接近。

但需说明的是，“白屿”在同安沿海并非专名。清道光《厦门志》白屿条按语称：“白屿有三：一在西北，近宝珠屿；一在南海，近浯屿；此居北海也。”《八闽通志》此条究竟是”翔风里”的误记，还是另指西北近宝珠屿之白屿，尚难断定。故笔者以为，弘治此条宜存疑备考；白屿文献链的可靠起点，当自明万历《闽书》始。

二、万历《闽书》与康熙《大同志》

清道光《厦门志》白屿条引《闽书》之文：“县治二水夹流入海，俱经丙洲与是屿南下。”《闽书》为万历年间晋江何乔远所纂。由此可知，最迟至明万历年间，白屿与丙洲的相对位置、及其作为同安两溪入海通道的地理描述已见于记载。

清康熙年间的《大同志》提供了更明确的记载：“白屿，在县东南翔风十三都，广四里。县治二水夹流入海，俱经丙洲、白屿南下。”此条记载不仅明确了白屿位于翔风里十三都，其”二水夹流”之语亦显系承袭《闽书》。值得注意的是，该志称白屿”广四里”，而邻近的丙洲岛仅”广二里余”，可见白屿的面积曾经接近丙洲的两倍。

三、道光《厦门志》与光绪《同安县志》

清道光《厦门志》对白屿的记载已相当完整：“白屿，在厦门东北，丙洲屿东（《府志》）。周围四里。县治二水夹流入海，俱经丙洲与是屿南下（《闽书》）。屿两头昂起，状如双鲤朝天。有泉一泓，渔人常于此汲焉（《县志》）。又有鼠屿（《闽书》）。”

其下按语”白屿有三”之说，已详前文。按志书引书随文后注之例，可见其表述系层累而成：位置据《府志》，周广与水道据《闽书》，形状与甘泉据《县志》——“双鲤朝天”之说，早在道光以前的县志中即已存在，非光绪志首创。《闽书》另记白屿附近有鼠屿。

清光绪重刻的《同安县志》对白屿的描述与此一脉相承而更为详尽：“白屿，在翔风里十三都，周广四里。县东西二溪之水夹流而行，由是屿入海。屿两头昂起，状如双鲤朝天，中间低伏，望之若与海平。有清泉一泓，渔人常于此汲焉。”

这条记载尤为关键：它明确指出白屿的形状是”两头昂起，状如双鲤朝天”，而非形似鳄鱼。依此描述，即便当时民间有俗称，也更可能称其为”双鲤岛”之类，而非”鳄鱼屿”。同时期的《马巷厅志》记载与之相同。由此可见，直至清末，无论是县志还是厅志，均无”鳄鱼屿”之名出现。

四、将军井：从志书到田野

清光绪版的《马巷厅志》载有翔风里的将军井，称：“将军井，在崎头白屿。国朝施琅造战舰时，祈祷得甘泉，砌以石。”清光绪版《同安县志》亦有类似记载：“白屿甘泉，在翔风里白屿，国朝（清）侍卫高华松祖墓前。其味清甘，可以试茶，大旱不涸。”两口甘泉实为一物，亦即前文所引渔人常汲之”清泉一泓”。

笔者曾亲自上岛探访鳄鱼屿，确认岛上确有高氏祖墓（高华松祖墓，《刘五店志》记为高嗣本墓），墓前确实有一口泉。此泉确实”砌以石”，被砌成水井，且民间确有”将军井”的说法。高华松祖墓与将军井这两处实物遗存，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志书中的”白屿”即今日之鳄鱼屿。

五、民国《同安县志》的新条目

然而，民国版《同安县志》的记载却令人困惑：一方面，其对白屿及白屿甘泉的介绍，完全沿用了光绪版《同安县志》和光绪版《马巷厅志》的内容；另一方面，该志在”宝珠屿”条目之后，首次增添了一条关于”鳄鱼屿”的记载：“鳄鱼屿在后边乡（当指下后滨）之前，刘五店之后，产银鲳鱼，味极鲜美。”——这似乎是”鳄鱼屿”之名在地方志中的首次亮相。

根据此描述，鳄鱼屿的位置（后边乡前，刘五店后）与白屿位置接近，当即白屿本身。民国版《同安县志》在白屿之外单独再列一条目，最大的可能是：至民国年间，“鳄鱼屿”的新俗称业已通行，而撰志者未曾亲临实地考察，未能辨其即旧志之白屿，遂两存之。

至于”产银鲳鱼”一语，笔者一开始便怀疑”银鲳鱼”为文昌鱼之误。查现代水产文献，此一猜想可获有力支撑：文昌鱼在闽南俗称”鳄鱼虫”，而厦门刘五店鳄鱼屿沿海，正是历史上全国唯一形成渔场的文昌鱼产地，捕捞史逾三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产曾达二百五十吨；1923年，美国学者莱德在《科学》杂志上向世界介绍这一”活化石”，标本即采自刘五店海域。鳄鱼屿周边海域素负盛名的水产从来不是银鲳，而是文昌鱼。“银鲳鱼，味极甘美”者，多半正是文昌鱼的误写或雅化——这也反过来印证了撰志者未曾实地考察的判断：他们连岛屿附近的物产都写错了。

综上所述，今日所称之鳄鱼屿，确凿无疑即为明清文献中所载、屿上有甘泉（将军井）与高华松祖墓的白屿。至于更名的时间，现有材料指向清末至民国之间。光绪版《马巷厅志》的编撰时间是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民国《同安县志》的编撰时间是民国 18 年（1929 年）。故鳄鱼屿之名的出现，当在1893年至1929年之间，大抵应为民国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