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6月6日，密歇根湖边的麦基诺岛码头。
威廉·博蒙特正在军药房里清点绷带，门被人一脚踹开。一个工友喘着粗气说，码头那边出事了，一个船夫被枪打了，肚子，血止不住。
博蒙特拎起药箱跑出去。穿过栈房，绕过货箱和木桶，远远看见一群人围在地上。他拨开人群，一个年轻人仰面躺在木板上，双手捂着左侧腹部，血从指缝间涌出来，把粗布衬衫和裤子浸透了，地上淌了一片。
工友说搬货时猎枪掉在地上走火，枪口朝上，弹丸打中了这个人的肚子。年轻人叫亚历克西斯·圣马丁，加拿大法裔，二十来岁，在湖区跑船扛货为生。
博蒙特蹲下来把他的手拿开，看见了那个洞。
伤口在左腹，不大，但深。他拿探针试了一下，心里一沉——弹丸穿透了腹壁，打进了腹腔。断裂的肋骨，呼吸时伤口处有气泡冒出来，膈肌和肺都损伤了。
他在军队做了十来年军医，见过太多这种伤。腹部穿透，在当时几乎等于死刑。没有抗生素，没有输血，腹腔一旦感染，就是等死。
他做了能做的一切。清创，止血，缝合外层伤口，包扎。然后让人把马丁抬进屋里，找干净的水和布，等。
他没说等什么，但心里清楚，多半是等死。
接下来几天，博蒙特每天去换药。马丁发着高烧，神志不清，伤口化脓。按理说撑不过去。但第五天，烧退了。第七天，马丁睁开了眼。第十天，他喝下了受伤以后第一口肉汤。
博蒙特有些意外，但也只是意外。他继续换药，观察伤口愈合。腹部的外层伤口在慢慢长肉，但胃部的创口始终没有闭合。换药时，博蒙特注意到一个异常：胃壁和腹壁皮肤在愈合过程中长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条直接的通道——一个永久性的瘘管。
他拿一根细探针，从伤口轻轻探进去。针尖毫无阻碍地进入胃腔。
他看见了胃液。灰白色的液体在通道口微微涌动。他能看到胃壁在蠕动。
博蒙特的手停在半空，盯着那个洞看了很久。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当时，消化问题是医学界争论了几个世纪的难题。有人认为消化是发酵，像酿酒一样。有人认为是腐坏，食物在胃里烂掉再被吸收。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学者为此吵了几百年：消化到底是化学过程还是机械过程？胃液是什么？它怎么工作？
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没有人真正看见过活着的胃里发生了什么。所有的理论都是推测——从动物实验推到人，从逝者胃里的残留物推到活人的消化过程。
现在，博蒙特面前有一个活人，胃上开了一个不闭合的洞。通过这个洞，他可以直接观察胃里的消化过程，可以直接取胃液，可以把食物放进去再拿出来，可以做以前所有医学家做梦都做不到的事。
博蒙特在当天的记录本上写了一行字：此病例提供了研究胃部消化的绝佳机会。
他没有写的是，这个机会以另一个人的伤口为代价。
马丁的身体在恢复，但不可能回到码头扛货了。一个肚子上有个洞的人，干不了重活。他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积蓄快见底。麦基诺岛冬天冷得能冻死人，他没有住处，没有任何着落。
博蒙特观察着这个情况。他想了一阵子，找到马丁，提出了一个安排：搬到我家里来，帮我做些家务——劈柴、搬行李、打杂。管你吃住。另外，我需要在你身上做一些观察和研究，跟你胃上的伤口有关。
马丁想了想。他还能想什么。肚子上的洞合不上，原来的活干不了，钱快花完了。面前这个医生救过他的命，现在又愿意给他一个落脚的地方。
他说好。
1825年，马丁搬进了博蒙特的家。从这一天起，实验开始。
博蒙特的第一批实验对象是四种食物：牛肉、猪肉、面包、卷心菜。
他准备这些东西时很认真，每样切成大小相近的小块，分别用丝线绑住，留出足够长的线头。然后他叫马丁坐下，解开腹部的纱布，露出瘘口。
他把丝线绑着的牛肉块从瘘口轻轻塞进去，推入胃腔。线头留在体外。然后是猪肉，面包，卷心菜。一根根丝线从马丁肚子上的洞口延伸出来。
马丁低头看了一眼，脸上有种说不出的表情。他说胃里有点胀，不舒服。
博蒙特说再等一会儿，一个小时就好。
一个小时后，博蒙特拉住线头，慢慢往外拽。丝线从瘘口拉出来，带着胃液和半消化的食物残渣。面包和卷心菜已经糊烂，表面被胃液侵蚀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形状。牛肉和猪肉几乎没有变化。
博蒙特拿笔记下观察结果。然后他把食物又塞了回去。
马丁皱了皱眉，说胃里更难受了，胀，疼，一种说不出来的灼烧感。能不能拿出来。
博蒙特说再等等，还需要多观察一会儿。然后又拉出来看了一次，记录，再放回去。取出，记录，放入。取出，放入。反反复复。
马丁一直在说不舒服，一直在说不弄了行不行。博蒙特一直在说再等一下，马上就好，快了。
那一天，这套动作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夜里。前后加起来大约十七个小时。
十七个小时，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肚子上插着丝线，线头连着胃里的食物。另一个人在旁边反复地把食物塞进去、拉出来、记录、再塞回去。
博蒙特后来在发表的文章里写道：马丁在实验间歇能够正常工作。这句话出现在每一处涉及马丁身体状况的段落附近，像一句反复出现的注释。
实验在继续。博蒙特扩展了观察范围。他让马丁空腹时把胃液从瘘口引出来，收集在小瓶里。然后他把不同食物分别放进胃液里，观察体外消化的情况。为了模拟胃内温度，他让马丁把小瓶夹在腋下，用体温暖着。
马丁就这样一边在博蒙特家里干活一边做实验。劈柴的时候，腋下夹着小瓶，瓶里装着他自己的胃液和食物块。搬行李的时候，肚子上盖着布，丝线头露在外面。
博蒙特逐渐有了发现。
胃液能分解食物，而且不是发酵，也不是腐坏——是一种化学作用，能在体外独立完成。不同食物消化速度不同，蔬菜快，肉类慢。胃壁的运动也参与了消化，他能通过瘘管直接感觉到胃的收缩和蠕动。
这些发现放在当时的医学语境里是革命性的。在此之前，关于消化的所有理论都是推测，而博蒙特有实证。他有一个活着的、可以直接观察的人体胃部窗口。
他知道自己手里握着的东西有多重要。这种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
博蒙特的记录本里，夹着一些不太显眼的条目。马丁胸部疼痛。上腹不适。眩晕。视力模糊。这些症状出现在多次实验之后，博蒙特逐条记下来。记完之后，紧接着补一句：漏管并没有影响他的日常生活。
前者是观察记录，后者是结论。两种说法并排出现在同一页纸上。他记下症状，又急着解释这些症状不构成问题。
马丁不是没有试过离开。
有一段时间，他趁着外出的机会跑掉了，一路回了加拿大老家。但回到老家后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肚子上有个洞的人。找不到活干，积蓄花光了，吃饭都成问题。在老家晃了一阵子之后，他给博蒙特写了信。
生活把他推了回去。不是因为愿意，是因为没有别的路。
他再次回到博蒙特家。实验继续。
1834年，马丁从加拿大寄来一封信。这一次不是回去的信，是不回去的信。他在信里说，他不会再回到博蒙特身边了。
博蒙特收到信后多次回信劝他。实验还没做完，还有太多东西需要观察。待遇可以谈，条件可以商量。他写信，托人带话，反复尝试。
马丁这一次没有回头。此后博蒙特再没有见过他。
博蒙特手上的实验数据已经积累了很多年——238项实验，51条推论。他把这些整理成书，出版了《胃液和消化生理学的实验与观察》。
这部著作成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他证明了胃液对食物的化学消化作用，建立了消化生理学的基础，后人称他为"卫生学之父"。
而马丁呢。
他回到加拿大，结了婚，有了家人。活到了1880年。五十八岁，在那个年代不算短寿。
但他死的时候，家人没有马上下葬。
他们等了一段时间。等遗体自然腐坏，到无法辨认，无法被研究。然后才安葬。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标注墓地的具体位置。
他们怕有人来挖走他的遗体。那个肚子上的洞，生前被一个人反复看了十几年，翻来覆去地用丝线塞进去、拉出来。死后不能再有人来翻开。
很多年后，现代医学伦理的观念逐渐发展起来。人们重新回看这段历史，开始问一些当年没人问的问题：博蒙特有没有权利这么做？马丁是否真正知情同意？那个瘘管为什么始终没有愈合？
有外科医生专门出书批判博蒙特，提出一个尖锐的判断：以1822年的医疗条件，马丁的伤口并非不能闭合。瘘管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可能是博蒙特有意维持的结果——他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让它愈合，因为他需要那个洞保持开放。
这个指控无法被证实，也早已无法被反驳。博蒙特不在了，马丁不在了。那本实验记录留了下来，那些数据留了下来，那部著作留了下来。
238次实验。17个小时的等待。一根丝线，一块牛肉，一个塞进去再拉出来的动作。
一个人成了卫生学之父。另一个人至死不敢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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