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草圣”张旭幼年时曾跟随外祖父陆柬之学习书法，并且依仗虞世南的关系，得以看到很多宫内所藏的王羲之真迹。这些法帖涵盖多种字体，其中还有极为罕见的大字狂草。于是，张旭便以当时盛行的《心经》为内容，选取王羲之狂草中相应的字，集字、临摹并落款王羲之，完成了这部大名鼎鼎的《王羲之款心经》。
虽不是王羲之亲笔所写，但它再现了王失传的大字狂草笔法，让人们看到了“书圣”的“另一面”，也进一步推翻了世人对王羲之的偏见，比如“只能写小行书”“写不了大气象的作品”“俗媚”等。
每个字的起收、连带、笔势都来自可靠真迹，碑刻虽删去部分牵丝，却保留了完整的笔顺与连接关系，学书者须自行补足运笔过程。以“观”“在”等字观之，起笔侧入、行笔有起伏、转折处方圆互见，笔断而意连，这些正是后世从王字里反复提取的用笔依据。
结字上同字必异形。文中反复出现的“无”“空”“色”“不”等字，因取自不同信札，个个不同，几乎构成一部一字多形的谱系。单字多欹侧，开合、大小随文意排布，学它等于在积累变化的储备，这正是摆脱千篇一律的症结所在。
欧阳询认定今草创始于王羲之，虞世南称其师古而创新制成今体；王羲之草书的婉转流贯与多字连带，为情感书写提供了笔法根基。此后智永传王氏家法、孙过庭《书谱》承二王，张旭创狂草、怀素狂草虽直承张旭，其师承仍须追溯到王羲之、王献之。
后世草书大家无一不受其字法笔势的规约，这件行书《心经》正是理解这一脉从行到草、从今草到狂草的底层字法样本。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赞辞中称其“尽善尽美”，明人王世贞评“备极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龙象，兰亭之羽翼也”。
《心经》同时提供“正”与“变”两样东西：字源可靠，学之可得笔法之正、避免误入俗格；同字异形，又给足变化储备、避免雷同。260字的篇幅适中，正适合逐字精临。若想弄明白书圣何以成为书圣、以及后世狂草大家共同的笔法来源，这件《心经》是绕不开的枢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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