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姐把那杯啤酒推到一边的时候,桌面上已经摆了七个空瓶子。

她平时不这样。我在她手下干过三年,从没见过她喝成这样。那天是店里最后一个老员工散伙饭,新老板把店盘下来改成火锅城,走廊里已经堆着拆下来的霓虹灯管,粉紫色的光还亮着一截,照在她脸上,看着比平时老。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她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包间里没别人了,就我俩,“我最怕过年回老家,碰到以前从我这儿走的姑娘。”

她夹了一粒花生米,没吃,又放下了。

“也不是怕。就是……人家看见我,老远把头一低,推着电动车就拐弯。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好像那几年也不存在。”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没喝,接着往下说。

陈姐二十三岁进的这行,从端盘子做到领班,整整二十年。她说经她手招进来的姑娘,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这些姑娘从哪里来的都有,四川、湖南、安徽、河南,苏北的尤其多。进来的时候大多二十出头,有的更小,拎个行李箱,在店门口站半天,问她包不包住。

“我招人有条规矩,”陈姐说,“头一个月不安排上台,先学点歌系统,先看。看明白了再决定干不干。有的姑娘第三天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干五六年。”

我问她那留下来的后来都去哪了。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

“还能去哪。干到不想干了,攒点钱,回老家。十个里有六七个吧,回去以后就跟这段日子没发生过一样。你去找她说话,她当不认识你。”

我说这会不会是你自己想多了。

她摇摇头,从包里掏出手机,在相册里翻了半天,递给我。屏幕上是一张七八年前的合影,店庆的时候拍的,二十来个姑娘站成两排,穿得花花绿绿,笑得很正式。陈姐站在边上,穿着黑色套装,头发扎得很紧。

“这个,”她指着一个圆脸姑娘,“湖南的,叫小周。在我这儿干了四年,从服务员做到点歌公主。后来她妈生病,她回去了。前年我去她那个县城出差,在超市碰见她。”

陈姐说,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小周推着购物车,车里坐个孩子,大概两三岁。陈姐喊她的名字。

小周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说:“您认错人了吧。”

陈姐说:“你仔细看看我。”

小周看了她好几秒,脸上的笑没有掉,但眼睛里的东西变了。她说:“哦,陈姐。好久不见。”然后低头对孩子说“叫阿姨”,接着就把车往收银台那边推,说“我老公在外面等”。

从头到尾没说超过五句话。

“她不是忘了,”陈姐说,“她太记得了。所以她不想让你出现。”

我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有点明白她为什么要喝这么多了。

陈姐带过的姑娘里,有几个确实混得好。有个叫小敏的,后来自己出去开店,在城西做美甲,听说生意不错。还有一个叫阿雅,回老家开了间奶茶店,朋友圈里经常发新品照片,看着挺红火。

但更多的是回去以后就沉下去了。

陈姐说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小琴的姑娘。江苏北边一个县城的,家里有两个弟弟。她在店里干了六年,从来不请假,从来不出去玩。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先往家里打一半,剩下的全存着。陈姐有次问她存钱干什么,她说给弟弟盖房子。

“她连一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陈姐说,“有次我看她穿的毛衣起了球,我说你去买件新的,从我这儿先拿钱。她说不用,冬天穿在里面,没人看。”

小琴是第七年走的。她爸在电话里说,弟弟要结婚了,家里事情多,让她回去帮忙。陈姐给她结了工资,又多塞了两千块钱,说是奖金。小琴接过去,数都没数,说了声谢谢。

走了以后,陈姐给她发过两次微信。第一次问她到家没有,小琴回了一个“嗯”。第二次是过年,陈姐群发祝福,小琴没回。后来陈姐再想发,发现对方的朋友圈看不了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陈姐说,“是我哪句话说错了,还是那天结工资的时候态度不好。可能就是觉得,回去了就不想再跟这行的人有牵扯。”

她拿起那杯热水,终于喝了一口。

我问她,那这些姑娘老家的人知道她们在外面做什么吗。

陈姐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你觉得呢。”

我摇头。

“我跟你说实话,”她说,“我干了二十年,经手的姑娘没有一百个也有八十个,我了解她们。大部分人不跟家里说实话。有的说在城里做美容,有的说在服装店,有的干脆不跟家里说在哪个城市。过年回去,只说做服务行业。”

她说,有个叫小芳的姑娘,在店里干了两年,每次她妈打电话来,她都跑到楼梯间接。接了四十多分钟,回来眼圈是红的。陈姐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我妈问我攒了多少钱,说家里要翻修房子。

后来小芳攒够了钱,回去了。走之前跟陈姐说:“陈姐,以后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我在外面做导购。”

陈姐答应了。

说到这儿,陈姐靠在椅背上,包间的灯有点暗,她的脸陷在阴影里。

“你别觉得她们是觉得这一行丢人,”她说,“她们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她给我解释,在她们老家那种地方,一个姑娘在城里挣了钱回去,邻居会猜,亲戚会问。你说做美容,那怎么每个月能往家里打那么多钱。你说在工厂,那怎么穿得比工厂女工好。你说不清楚,就干脆不说。

“而且,”她停了一下,“结了婚以后更不能说。有的姑娘回去嫁了人,在婆家过得挺好,你跟人家说起以前在KTV干过,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我这才注意到,陈姐说“有的姑娘”的时候,语气变了。她不是站在领班的角度说的,倒像是站在一个同龄人的角度。

后来我问了她一个可能不该问的问题。我说陈姐,你自己呢。

她笑了。

“我不用藏,”她说,“我老家都知道我是干这个的。我离婚了,孩子在外地工作。我没什么好藏的。”

但她说这话的时候,低头看了很久手机屏幕。屏幕上的合影还亮着,那些姑娘的脸一张一张划过去,有的她还记得名字,有的只记得什么省来的。

她划到一个瘦高个儿姑娘,停了一下。

“这个,”她说,“前年回老家开了个小饭馆。挺能干。她还给我寄过一箱腊肠。”

我说那你们还有联系。

“就那一次,”陈姐把手机锁屏,放到桌上,“后来也没了。寄腊肠的时候是她妈让寄的,说她妈还记得我。她自己没跟我说过话。”

包间外面,新老板的人在走廊里搬东西,声音很响。陈姐站起来,拿起外套,说走吧,这地方以后就不是我们的了。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面贴过点歌单的墙。墙皮已经铲掉一半,露出灰色的底。

“有时候我想,”她说,“那些姑娘在老家带孩子、炒菜、打麻将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来,她以前在城里,穿着高跟鞋,站在包间里,一天要换三套衣服。会不会觉得那是别人。”

我没接话。她也没等我接。

我们分开的时候,她的背影在路灯下很短。走了几步,她又停下,转过身,像是还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摆了摆手,说了句“有空再聊”,就拐进巷子里了。

我站在路边,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姐发来的微信,一张截图,她朋友圈里那条去年发的动态,配图是几张老照片,拍的是包间走廊、点歌台、亮着灯的前台。文字只有一句:有些日子,只有自己记得。

我点了个赞。过了几秒,又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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