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11月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只剩一个多月,亚太绝大多数经济体已经敲定领导人出席的大致安排,外交、礼宾、双边会见的前置筹备都在有序推进。唯独作为APEC创始成员之一的日本,却陷入罕见的拖延状态。

根据共同社披露的消息,外务省早已整理好整套参会申报材料,但是这套文件压在首相官邸数周,高市早苗本人迟迟没有签字确认,日方至今没有正式提交参会申报手续。APEC这种层级的多边峰会,安保、礼宾、双边会晤、随行代表团、媒体调度,全部需要漫长前置沟通。日本外务省是这套多边外交流程的熟手,过往从来不会出现临近会期还卡壳的情况。官僚系统不会无故怠工,卡顿点不在外务省,就在首相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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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能直观看到的,就是高市早苗对外表态含糊摇摆,面对国会质询反复打太极,把一个多边峰会出席问题,演绎成一场煎熬的政治选择题,焦虑感几乎写在台面上。面对在野党反复追问“去不去深圳”,高市早苗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如果获得国会批准,才会出席本次APEC峰会。这套说辞初听似乎合乎程序,细细拆解就会发现,这更多是外交话术上的障眼法。按照日本现行制度,首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必须经过国会表决“批准”的硬性条件。惯例做法仅仅是首相内阁向参众两院运营委员会做日程报备,属于告知性质的政治协调,不是一票否决的审批关卡。历届日本首相出席G7、APEC等重大国际峰会,从来没有要坐等国会批准才能动身的先例。

那高市早苗为什么要特意把“国会批准”抬出来?其实是提前预埋两套退路,属于典型的进可攻、退可守的政治操作。

假设后续参会申报完成,能够成行赴深圳参会,她就可以对外表述“获得国会理解授权后出访”,对内向国内政坛展示自己行事审慎,兼顾国会意见;如果最终现实条件不适合首脑出席,她就可以把理由归结为“未能获得国会层面的支持”,把外交上的尴尬困境,转化为国内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程序问题,以此规避“对华外交受挫”的直接指责,不用由自己一人承担缺席的全部政治代价。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决定日本首相能不能顺利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核心变量,不是日本国会投票,而是中日之间现存的政治现实,以及东道主与各经济体之间的整套APEC多边邀请机制。这个台阶可以用来对外解释结果,却改变不了两难的根源。

把高市早苗架在火炉上烘烤的,是两股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拉扯之下,让她很难痛快做出“去”或者“不去”的决断。

一边,是她赖以立足的自民党内右翼保守基本盘。高市早苗自踏入政坛开始,就以强硬保守立场著称,被视作安倍晋三政治路线的重要继承者,修宪、强化防卫、对华强硬,是她争取党内右翼选票的核心标签。对这部分支持者而言,如果高市早苗高调赴华参加APEC,还安排正式中日首脑会谈,很容易被党内右翼攻击为“对华妥协”“让步示好”。在自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依旧激烈的当下,贸然迈出这一步,会直接冲击她的政治基本盘。右翼舆论也会顺势炒作,指责她背离一贯立场,这是她不得不忌惮的政治风险。

而另一边,日本产业界、经济界的诉求又完全不一样。APEC本身就是以亚太经贸合作为主轴的平台。日本工商界高度看重亚太供应链、中国市场的现实价值,大量日本跨国企业期待借APEC多边场合,看到中日高层沟通的可能性,希望两国能够缓和紧张氛围,减少经贸领域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团体多次间接释放信号,不希望首相因为意识形态立场,主动放弃多边对话窗口。商界的压力是实打实的。如果高市早苗主动选择缺席APEC,日本企业界会批评政府外交脱离经济现实,白白丢掉亚太重要外交舞台;可如果贸然参会却拿不出看得见的成果,商界同样会质疑这次出访只是一场“面子旅行”,没有实质收益。

一边是党内选票基本盘,一边是支撑日本国运的产业现实,向左走要得罪右翼,向右走又要面对保守舆论炮轰,这就造成了高市早苗当下的纠结状态。

摆在高市早苗面前,理论上只有两条路径,但无论选择哪一条,都伴随显而易见的代价,不存在两全其美的方案。

第一种选择:最终签字完成申报,如期出席深圳APEC。即便人到了会场,风险依旧摆在眼前。APEC是多边大平台,不等于自动安排双边首脑会晤。如果抵达之后,没有实现期待中的中日正式首脑会谈,只能坐在会场参与全体会议,无法开展一对一高层沟通,回到日本国内之后,会立刻迎来在野党和右翼媒体的猛烈拷问:千里迢迢跑一趟中国,究竟拿到了什么成果?会不会被嘲讽为“坐冷板凳”,沦为国内政治攻讦的素材。但出席也存在收益,至少保住日本作为APEC核心成员的在场席位,回应国内经济界对话的诉求,维持中日高层保留沟通通道的可能性,避免日本在亚太多边舞台上自我边缘化。

第二种选择:寻找借口,最终选择缺席,派遣阁僚级别的代表代替自己参会。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讨好党内右翼,避免赴华带来的政治风险,拿“国会因素”当挡箭牌,把责任向外分摊。但代价同样沉重。日本作为亚太重要经济体,历史上极少出现东道主在中国举办APEC,日本首相直接缺席的情况。一旦高市早苗不去,国际上会解读为日本主动收缩高层对华接触,会放大外界对中日关系持续走低的预期;日本商界会不满政府放弃多边外交机遇;同时也会给美国盟友抛出一道考题,美方也并不希望亚太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主动缺席重大区域合作峰会。更麻烦的是,缺席并不会把矛盾彻底抹掉,只是把中日之间现存的分歧延后,问题不会消失,只会继续堆积。

高市早苗在APEC参会问题上的焦虑,表面看是一次峰会出席与否的技术难题,往深层看,折射出如今日本外交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日本想要在亚太区域多边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就绕不开和中国打交道;但日本国内保守化的政治生态、意识形态立场,又持续给对华接触套上重重枷锁。每一次多边峰会,都会把这套内在矛盾摆到聚光灯下。首相个人的政治立场、党内派系博弈、商界现实利益、同盟外交压力、邻国之间的政治红线,全部交织在一起。

APEC的初衷,本就是抛开分歧,给各经济体搭建坐下来谈经济、谈合作的平台。但多边舞台解决不了双边固有的政治障碍。能不能参会是一回事,参会之后能不能实现有效沟通,则取决于双边关系本身的基础条件。现在距离会期还有一段时间,日本内部还会继续博弈拉扯。高市早苗的最终选择,不只是个人行程安排,更是一次观察当下日本对华外交取向的窗口。无论最后做出哪一种选择,后续带来的连锁反应,都值得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