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子厂打工时，和一个男的睡过，他是我老乡，也是厂里的工人

我在电子厂打工时，和一个男的睡过，他是我老乡，也是厂里的工人

我叫禄晓燕，今年三十四岁，贵州毕节威宁人，现在在县城开一家小超市，三十多平，卖烟酒副食，门口摆两张桌子，街坊来打牌。我男人在县医院开救护车，儿子读小学四年级。日子不算富，稳当。

在那之前，我在东莞长安镇的电子厂待了四年。二〇〇八年去的，二〇一二年回来的。那四年，我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最好的年纪，全给了流水线。

我们那批人，是坐大巴走的。正月十六，天没亮，在县城汽车站集合，一辆卧铺车，塞了四十七个人。我妈给我煮了十个鸡蛋，用报纸包着，塞进我包里。她站在车下面，一直在说"到了打电话"，车开了她还在说。我趴在窗户上看她，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车走了三十六个小时。到长安的时候是第三天早上，天刚亮，路边全是厂房，一栋挨一栋，墙上刷着招工广告，红漆字，大字写着"大量招普工"，底下是电话号码。空气里有一股味，说不上来，塑料、机油、汗、还有河涌的水，混在一起。我下车的时候腿是麻的，站在地上，觉得地在晃。

进厂要考试。考什么？写字，写自己的名字，写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还有一道算术题：一件产品一块二，一天做八百件，一个月做二十六天，多少钱。我算出来了，两万四千九百六十。招工的那个人看了我一眼，说："明天来上班。"

厂叫金晟电子，做手机连接器的，就是手机里面那个小小的、插充电线的口子。厂里三千多人，女工占七成。我被分到组装车间，坐流水线，工位是第七号。活儿很简单：拿一个黑色的塑胶件，放进模具，按一下按钮，机器压下去，拿出来，放到传送带上。一个循环八秒。一天八小时，加班四小时，一万多个循环。

第一个月，我的手指头全是口子。塑胶件的边是锋的，一天摸几千次，指腹磨破，结痂，再磨破。晚上回宿舍，洗手的时候疼得吸气。宿舍是八人间，铁架床，上下铺，一人一个铁皮柜，柜子上挂锁。冲凉房在走廊尽头，六个隔间，晚上排队，排到十一点。水是凉的，冬天也是凉的，广东的冬天不冷，可凉水浇在身上还是会抖。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千一百八十块。扣了伙食费两百四，住宿费六十，工服押金一百，到手七百八。我留了一百，剩下的全寄回家。汇款单是在邮局填的，填完手都在抖，那是我第一次给家里寄钱。

杨昌贵是第二年春天来的。

他是赫章人，跟我们威宁挨着，说话口音差不多。他比我大三岁，一米七二，黑，瘦，手很大，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他在SMT车间，贴片，机器上油，洗不干净。他来的时候是我们线上的老工人带进来的，说是老乡的老乡。第一次见面是在食堂，他端着盘子过来，问："这儿有人坐没？"

我说没得。

他坐下，吃了一口，说："你是威宁的？"

我说你咋晓得。

他说："听口音。我也是贵州的，赫章。"

就这么认识了。老乡在厂里是很有用的。有用在哪儿？你生病了有人帮你请假，你加班赶不上饭点有人给你带饭，你想家了有人说家乡话。这些事很小，可在那种地方，很小的事就是很大的事。

我们开始一起上下班。他在三楼，我在二楼，下班的时候他在楼梯口等我。一起去食堂，一起走回宿舍区。宿舍区离厂房有一公里，路上没有路灯，两边是荒草和围墙。女工一个人走不安全，厂里每年都有被抢的事。有他走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那时候我们没说要处对象。真没有。就是搭伴。他给我带过一双雨鞋，二十块钱，因为我下雨天穿的凉鞋灌水。我给他缝过工服的袖子，他的胳膊长，袖子短，一抬手就露一截。我们在厂门口的夜市吃炒粉，五块钱一份，加一个蛋六块。他总把他的蛋夹给我，我说你自己吃，他说他不爱吃蛋。

二〇一〇年夏天，我们搬出去了。

原因很简单：宿舍住不下去了。八个人，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白天睡觉的时候别人在洗衣服、聊天、放歌。我连着一个月没睡好，脸上起了一片痘，上班的时候打瞌睡，被拉长骂了三次。杨昌贵也一样，他上夜班，白天宿舍里吵得像菜市场。

他说："我们在外面租个房吧。"

我愣了一下。他说："两间。你一间，我一间。"

我们去看房，在涌头村，一栋农民房的四楼，两间房，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房租一个月三百二，一人一百六。房间九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个摇头扇。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白天也要开灯。

搬进去那天，他买了一瓶可乐，两个塑料杯，说："乔迁之喜。"

我笑他，说你这叫啥乔迁。

他说："有屋顶就是家。"

第一个月，我们真的各睡各的。他晚上回来，敲我的门，把宵夜放在门口，说一句"吃了再睡"，就回他屋。我早上起来，会给他煮一锅粥，放在灶台上，盖着盖。

转折是在八月。

那天下大雨，下了整夜，雷打得窗户响。我们那栋楼是老房子，电线乱拉，一打雷就跳闸。半夜两点，停电了，屋里黑得看不见手。我怕黑，从小就怕。我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听着外面的雨，心里发慌。

我敲了他的门。

他开门，手里拿着手机当电筒。他看我一眼，说："进来。"

他的房间跟我的差不多，就是多了股烟味和汗味。他让我坐床上，自己搬了个塑料凳坐门口。我们聊天，聊家里，聊他妈的风湿，聊我爸的腰，聊厂里哪个拉长凶，聊明年要不要换个厂。聊到四点多，雨小了，我困得眼睛睁不开，靠在墙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他床上，盖着他的被子。他坐在凳子上，头靠着墙，也睡着了。

我心里动了一下。就那一下。

后面的事，是慢慢发生的。不是谁主动，也说不上是谁先。有一天他下班回来，衣服湿透了，在冲凉，我给他递毛巾，他接过去的时候手碰到我的手，两个人都没动。那天晚上我就没回我屋。

第一次，很笨。

那间屋子只有九平米，风扇开到三档，还是热。他的手上有机油和锡渣的味道，洗了两遍还有。床是旧床，一动就响。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晚上经常吵架，那天也在吵，女的在哭，男的在骂。我们俩谁都不敢出声，憋着，像做贼。

完事以后，我们躺着，谁都没说话。风扇转过来转过去，把汗吹干，又把新的汗吹出来。楼下有人在放歌，是那年的《爱情买卖》，放了一遍又一遍。

过了很久，他说："晓燕。"

我说嗯。

他说："我会对你好。"

我说："晓得。"

我没有说我喜欢你，他也没说。我们都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我们那地方的人，把话说得太明白，反而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我们就住一间了。他那间退掉，东西搬到我屋里，省一百六十块房租。我们的日子，说白了，就是两个人的日子：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路上买两个包子，一杯豆浆，一人一半。晚上加班到九点半，回来洗澡，煮一锅面，卧两个蛋。他洗完衣服晾在窗台上，我把他的工服领子刷干净。周末休息，去市场买菜，他爱吃辣，我爱吃酸，就做两个菜。偶尔去录像厅看一场电影，五块钱一个人，看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钱是分开的。房租一人一半，水电一人一半，买菜轮着来。他每个月给家里寄八百，我给我家寄六百。他爸有病，常年吃药，他还有个妹妹在读高中。我下面还有个弟弟，在读初中。我们俩的钱，都不属于自己。

这不是爱情。我后来想明白，那不是爱情。爱情是要有以后的，要有打算，要有"我们明年怎么办""我们以后在哪儿"。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们不谈以后，因为一谈以后，就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是要各自回家结婚的。

厂里这样的男女很多。我们叫"搭伙"。不是夫妻，不是对象，就是两个人在异乡互相搭把手。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省钱，一起熬。过年各回各家，回来再接着搭。有的人搭了三年，回家结了婚，就断了。有的人搭着搭着，搭出感情，硬要在一起，最后两边家里都闹翻。

我们属于前一种，可又比前一种多一点什么。

二〇一一年冬天，我怀孕了。

那个月我的例假没来，我以为是加班太累。拖了二十天，我去药店买了验孕棒，两条杠。我在厕所里站着，看着那两条杠，手是抖的。

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了。他坐在床沿，低着头，很久没说话。然后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说："你想咋办？"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要是想生，我们就回去，我娶你。"

我看着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的。他这个人，不会说好听的，可他说出来的话，是能兑现的。

我说："回去咋活？你爸的药，你妹的学费，我弟的学费。回去种地？"

他不说话了。

我们在那间九平米的屋子里坐了整整一夜。风扇还在转，隔壁那对夫妻不吵了，可能是搬走了。天快亮的时候，我说："我去做掉。"

他说："我陪你去。"

我说："你不用陪。"

他说："我陪你去。"

医院在镇子上，是个私立的小门诊，招牌上写着"妇科专科"。做手术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口罩，问我："第几次？"

我说第一次。

她说："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手术很快，十几分钟。我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我一直在看那只鸟，一直看到结束。

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件外套。他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扶着我，一句话没说。我们打摩的回去，路上颠，我疼，抓着车后座的铁架子。他把手伸过来，让我抓他的手。

回到家，他给我煮了一锅红糖鸡蛋。他不会做饭，鸡蛋煮老了，红糖放多了，甜得发苦。我一口一口吃完了。

那件事以后，我们之间有一层东西变了。不是变坏，是变沉。我们还是照常上班，照常吃饭，照常睡觉，可心里都知道，这条路走到头了。

二〇一二年五月，他说要回去。

他爸的病重了，家里要他回去。他妹妹考上了大专，要交学费。他说他在县里找了个活，跟他表哥跑运输，一个月三千，比在厂里少，但能顾家。

我说好。

他问我："你呢？"

我说我再干一年。

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不会再干一年。我那时候已经二十二了，在我们那儿，二十二没嫁人，是要被说的。我妈每次打电话都问："有对象没得？"我说没得。她说："厂里那么多人，就没一个合适的？"

我说没得。

他走的那天是六月，很热。我送他到车站，他背着一个编织袋，里面是他的衣服和一床被子。他上车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给我，是一个很小的银戒指，二十几块钱那种，夜市上买的。

他说："这个你拿着。不值钱。"

我说："你留着给你以后的媳妇。"

他说："我就是给你买的。"

我接了。我一直留着，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跟我妈给我的那对银耳环放在一起。

车开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冲我摆手。我站在站台上，也摆手。车拐弯的时候，我还站在那儿。

我回去的路上，一个人走那条没有路灯的路。走到一半，我蹲在路边哭了。哭了很久，哭到路过的一个保安问我是不是被抢了。

我说不是，我说我想家。

那年十月，我也回去了。

我妈托人给我介绍了现在的男人。他在县医院开救护车，人老实，话不多，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姑妈家，他坐在那儿，一直在搓手。我们处了半年，结了婚。婚后第二年有了儿子。

日子过得下去。他一个月四千多，我开超市，一年能落个七八万。儿子成绩中等，爱踢球。我在县城买了房，八十多平，有电梯。我妈现在跟我住，帮我带孩子。

杨昌贵呢？

他回去以后，我们没断联系。一开始是QQ，后来是微信。他结婚的时候给我发过一张照片，他媳妇是隔壁村的，圆脸，看着很温顺。我给他发了个红包，二百块，他收了，回了一句"谢谢"。

他后来跑运输，跑贵州到云南的线，拉煤。有一年翻车，腿断了，养了半年。他跟我说的时候是笑着说的，说"差点见不到你了"。我说你莫乱讲话。

前年他在县城开了个修车铺，我路过的时候去看过一次。他胖了，头发少了，手上还是有机油。他媳妇在铺子里收钱，看见我，很客气地倒水。我们聊了半个钟头，聊厂里的人，谁谁谁还在，谁谁谁回去了，谁谁谁得了病。他儿子在旁边写作业，抬头叫了我一声"阿姨"。

我走的时候，他送到门口，说："晓燕，你过得好就好。"

我说："你也好。"

就这么多。

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这段事。我男人不晓得，我妈不晓得。我那几个姐妹，当年在厂里的时候晓得，后来各自回了家，也就没人再提。

我不是觉得丢人，也不是觉得后悔。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没法跟人说。你说出去，别人会怎么听？他们会听成"她在外面乱搞"，或者"她被人骗了"。可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那年我二十岁，在一个离家两千公里的地方，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头全是口子，住在九平米的屋子里，一年回一次家。我害怕，我累，我想家，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是自己的。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讲一样的话，吃一样的辣，知道我哪个村的，晓得我爸腰不好。他在我发烧的时候半夜去药店敲门，在我被拉长骂的时候站出来说"是我的错"，在我哭的时候不说话，就坐在旁边。

我们睡在一起，一开始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那间屋子太黑，那个城市太大，那个夜晚太长。

后来是因为，我们只有彼此。

我今年三十四了。我儿子九岁。有时候他问我："妈妈，你以前在哪儿上班？"

我说："在广东。"

他说："广东远不远？"

我说："远。坐车要坐一天一夜。"

他说："那你想不想回去看看？"

我说："想。"

我真的想过回去看看。想看看涌头村那栋楼还在不在，想看看那间九平米的屋子现在住的是谁，想看看厂门口那家炒粉摊还在不在，五块钱一份加蛋六块。

我知道我回去了也看不到什么。那个厂前年就拆了，改成了一个楼盘，售楼部门口停着一排车。涌头村听说也拆了一半，剩下的租给做电商的。炒粉摊的老板早就不干了。

可我还是想回去。我想站到那个路口，站一会儿。

这件事，我想了十几年，想到最后，我想明白三件事。

第一，人在异乡，最缺的不是钱，是一个知道你名字的人。厂里三千多人，你只是个工号，你的工牌上写着"组装二车间 07 线 A 班 禄晓燕"，没有姓，没有家，没有过去。你病了，拉长只问"能不能上班"；你走了，第二天就有人顶上你的位置。在那样的地方，有一个人叫你"晓燕"，记得你是威宁的，知道你家在哪个乡，这就够了。这不是爱情，可比爱情更要紧。爱情是锦上添花，这个是雪里送炭。人在雪里的时候，一块炭比一朵花金贵。

第二，身体的事，别人可以评判，日子是自己过。我知道有人会怎么讲。会说我不检点，会说我傻，会说我被人白睡。这些话我听过，我在心里替他们说过一千遍。可他们没在流水线上站过十二个小时，没在九平米的屋子里听过隔壁吵架，没在医院的椅子上看着天花板上一块像鸟的水渍。他们评判的是他们的道理，我过的是我的日子。我这辈子没害过人，没骗过谁的钱，没拆过谁的家。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没人管我的地方，抓住了一个人取暖。这件事，我不道歉。

第三，有些人不留在你的人生里，但他留在你的记忆里，这不是羞耻，是你活过的证据。杨昌贵现在是个修车铺的老板，有个圆脸媳妇，有个会叫"阿姨"的儿子。我们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了，连微信都很少发。可我买银戒指的那个铁盒子还在，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把那对银耳环拿出来给他戴过，那个戒指我没动。它不值钱，二十几块。可它在那儿，就说明我二十岁那年，真的有人在我下班的路口等过我，真的有人把炒粉里的蛋夹给我，真的有人在我疼的时候把手伸过来让我抓。

这就是我全部的青春。它不体面，可它是真的。

去年冬天，我回了一趟威宁老家，给我爸上坟。回来的路上，车过赫章，我在服务区停了一下。天很冷，山上有一层薄雾。我站在那儿抽了一支烟——我很少抽烟，就是那天想抽。

我看着那些山，想，他可能就在哪个山坳里，正在给一辆货车换轮胎，手上全是机油。

我上车，发动，开回县城。儿子放学要接，超市六点要开门，晚饭的菜还没买。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