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在贵州遵义，亲身经历了一件至今无法解释的怪事

我叫娄治安，今年五十三，贵州遵义人。二十年前，我在我们县城开一辆绿色的小货车，跑乡下的货运，帮人拉货、赶场、拉猪拉煤。二〇〇四年秋天，我在遵义乡下的山路上，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这件事，二十年了，我给很多人讲过，也查过很多资料，问过很多人，没有一个解释能把它完全说圆。今天我把它一五一十写下来，你们自己判断。我只保证一件事：我写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的。我不加一分工，也不减一分工。

那年我三十三岁，有一台二手的双排座小货车。十月末的一个礼拜五，有个熟客，枫香镇的一个猪贩子，姓田，我们喊他田老幺，雇我的车，从枫香拉四头猪到县里的屠宰场。货装好了是下午三点， 田老幺说，他坐副驾，一起走。

从枫香到县城，正常走，两个半钟头。那天我们不正常，我们走到晚上十点半才到，而且，这是我二十年跑乡道，唯一一次，被一段路“吃过”的路程。你们没听错，我说的是“吃”，一段路，连时间带里程，凭空少了一个多钟头。中间发生的事，我一样一样讲。

出发的时候，天还好，阴天。车开出枫香十来公里，进了山。我们遵义这边的乡道，你们知道的，山连山，路在山腰上绕，一边是岩壁，一边是沟，弯多，路窄，那天还下起了毛毛雨，路滑，我把车开得慢，四十码上下。

车过一座石桥以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桥头有个小卖部，我常在那儿买烟。我停了车，买了包烟，看了表——四点二十。田老幺在车上喊：“快点，天黑前要拢。”我说：“急啥，六点半就到了。”

车继续走。往前大概五公里，有一个叫凉水井的地名，那里有个三岔路口，左边老路绕山，右边新路穿垭口，新路近七八公里，但是那天雨大，新路有个地方塌方刚抢通，我犹豫了一下。田老幺说走新路。我打了右转向。

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不对了。

我先讲第一个不对。打完转向，往前开了大概两三分钟，雨忽然停了。不是渐小，是停了，像关了水龙头。我掀开雨刮，看了一眼后视镜，后视镜里，来路的方向，雨还在下，白蒙蒙一片雨幕，像一堵墙挂在山口。我前面这段路，干的。我当时的反应是高兴，我说：“田老幺，你看，老天爷照顾我们。”田老幺“嗯”了一声。我现在回想，从打转向那一下开始，田老幺就变得很安静，安静得反常。田老幺这个人，是话痨，平时能从猪价讲到他丈母娘。那天他坐在副驾，一声不吭，脸朝着前挡风，我在等一个会车的时候，用余光看了他一眼——他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不像是看路，像是在“听”什么。嘴微微张着。

第二个不对，是路。

走新路要翻一个垭口，垭口那一段，我跑了不下五十回，记忆清清楚楚：上坡，连续七个回头弯，弯到顶，有个观景的小平台，平台边上立着一块石碑，刻着“凉水井垭口，海拔一千四百米”，石碑下面常年有卖烤洋芋的老婆婆。可是那天，我开着开着，发现弯不对。不是七个回头弯，我数了，是九个，而且每一个弯的弧度都比我记忆里“缓”，缓得像另一个地方的弯。我开始心里发毛，就问田老幺：“这个路，是不是重新修过了？”他没答。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答，就是不动。我当时想，这个猪贩子怕是打瞌睡了。

九个弯上去，垭口到了。没有观景平台，没有石碑，没有卖烤洋芋的老婆婆。垭口那里，是一片很平的坳地，我从来没见过那个地方。坳地中间，立着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我说“很大”，是说它的树冠像一把巨伞，我们遵义乡下，垭口经常有树，可这棵的树形，我跑遍周围几个县都没见过。树底下，站着一排人。

我先讲我看见的“一排人”是什么样子，然后再讲我们之间发生的事。这一排人，七八个，男女老少都有，穿的衣服，说实话，怪。怪在哪里呢？不像现代人。有两个老者穿的是长衫，对，长衫，就是我们电视里解放前那种；有两个妇女头上包着青布帕，衣服是大襟的；有个后生穿的对襟褂子；也有两个年轻人，穿的是像样的中山装，可那中山装的样式，是几十年前的样式。他们不说话，就那么站在树底下，站得很齐，像在等车。毛毛雨又下起来了，很小，他们身上看得出是湿的，头发贴在脸上。

我心想，这荒山垭口，哪来的一群人等车？也许是哪个村的人搭车。我把车放慢，几乎是滑行到他们跟前，摇下车窗，喊：“老乡，搭车不？我们去县城！”没有人应。那七八个人，全体，就那么看着我，不摆手，不说话，脸上没有表情，也不是凶，是平，平得像画上的人。我怪，但我没多想，乡下来的老人有的不爱搭理生人。我松了刹车，车往前走。

车头刚过那棵皂角树，我的后视镜里，我瞟了一眼——树底下，没有人。一排人，眨眼之间，没了。两三秒钟。我猛一脚刹车，车在湿路上甩了个小尾，停下来。我扭头看田老幺，想问他看见没有。这一看，我的头皮炸了。

田老幺在副驾上，睡着了。不是闭目养神那种睡，是那种身子歪着、头耷拉着、呼吸深沉的睡。可是我刚在前面跟他讲过话，最多不过十分钟前，他“嗯”过我一声！一个人不可能前一分钟应你的话，后一分钟睡死过去。我伸手推他，喊他名字，推了三四下，他醒了，醒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抹了一把脸，然后看表。

他看表那个动作，我一辈子记得。他抬起手腕，看了很久，然后忽然转头看我，脸上的睡意全没了，是慌：“娄师傅，好久喽？”

我说：“五点过一点。”

他说：“不对。”他把表伸到我眼前，“四点二十，我们才从桥头小卖部走，我买旱烟那阵看的，四点二十。”

我看了他的表。四点二十。可是我记忆里，我们已经开了不短的一段：九个回头弯的坡，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垭口，一棵大皂角树，一排不说话的人。这段路加这些事，不可能只有“零分钟”。

我们俩在车上，谁也没说话。雨又下大了。我掉头，想回去看那个垭口。掉头开了几分钟，眼前出现了什么？出现的是凉水井三岔路口。我们从三岔路口打转向到这里，正常是两三分钟的路，我刚才开了一截坡、翻了一个垭口，最后又回到了三岔路口。就像一个环，我们把一个不存在的环，开了一圈，回到了原点。

我站在三岔路口的雨里，抽了两支烟。田老幺也下车了，蹲在路边。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整个事情从“怪”变成了“瘆人”。他说：“娄师傅，那个垭口那棵皂角树……我小时候见过。”

我说：“啥子意思？”

他说：“那个不是凉水井垭口。那个地方，老辈人喊‘歇气坡’，就在老路上头，五几年那阵有个垭口歇脚的树子。我小时候跟我爹走老路，在那棵树底下歇过气。可那个地方，我上一次见，是一九七六年。七六年发大水，山体滑坡，整个垭口连树带路，全埋了，后来修新路，走的是另一个山梁，那个地方，早就没了。”

他说，那棵皂角树，一九七六年就没了。

我们最后没有再去找那个垭口。我们老老实实走老路，绕山，两个半钟头，晚上九点前到了县城屠宰场。一路上，田老幺一句话没讲，我也一句话没讲。卸猪的时候，屠宰场的人说了句什么，我才回过神来。他说：“你们咋个才到？田老幺，你三点钟给我打的电话，说已经过了石桥了，咋个现在九点才拢？”

我插话说：“他三点在枫香装猪，四点二十过的石桥……”

那个人说：“不可能。你问他自己。他三点过五分给我打的电话，说‘过石桥了，还有两个半钟头’。”

田老幺站在猪圈边上，脸色像纸。他跟我说：“娄师傅，我在小卖部买烟，是给你陪我一起等车那阵……不对，我买旱烟，是在桥头小卖部，我下车买烟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那时候是三点过五分。你刚才说四点二十，我们也才从小卖部走。娄师傅，四点二十那个小卖部，我没下车。”

我们俩的记忆，对不上了。我的记忆：四点二十，我在小卖部买烟，看表，四点二十，出发。田老幺的记忆：三点过五分，他在小卖部下车买旱烟，打了个电话，然后上车，中间直到他“睡着”，他没有再下过车。我们俩，一个人记得自己买烟看表，一个人记得自己打电话，地点是同一个小卖部，动作却张冠李戴地装在两个时间上。中间那一小时零一刻钟，我们共同经历了：干路，九个缓弯，无碑的垭口，大皂角树，一排民国打扮的人，然后，一个环，回到三岔路口。

这件事之后，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求证。

我回去找过桥头小卖部的老板娘。她说她记得我，那天下午我买过一包烟——她记得我买了两次烟。她说：“你三点来过一回，买个打火机；四点多又来一回，买烟。第一回是你车上那个穿蓝布衫的老幺下的车，第二回是你自己下的车。”蓝布衫。田老幺那天穿的是一件旧的蓝夹克。我后来想过一千次：她说的“蓝布衫”，是不是就是那件蓝夹克？还是……她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还是另一些“人”？

我去找过新路养护段的人，问垭口那段路的弯道。人家翻记录给我看：那段路七个回头弯，五年前抢通后没有改过线。九个缓弯，不存在。

我问过气象站的朋友，那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枫香片区有没有局地降雨停止的记录。他说单点雨停几分钟很常见，但山口迎风面下雨、山坳背风处瞬间全干，再瞬间恢复，他给不出解释，只能说是地形雨的剧烈变化。

我还去找过一位我们县中学退休的老物理老师，把整个经过讲给他听。老先生听完，抽了半包烟，最后跟我说了一句我记到今天的话：“小娄，科学解释不了的，有两种：一种是科学还不到位，一种是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你是当事人，你知道它发生过。那就只有第一种可能。但你不要指望在位的科学给你签字画押，它签不了。你把它记下来，记得越细越好。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兴许有人给你一个说法。”

他说：“还有，那棵树底下站的人，你别怕。你想想他们为什么站在那儿——垭口歇脚的人，等的是过路的车。五几年的人等马车，等骡子，等什么呢，他们等了快五十年，等到你一辆绿皮小货车。他们搭不上你的车，可他们看清楚你了。”

老先生这段话，前半段是道理，后半段是玄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们搭不上你的车”那句的时候，我心里的那股子毛骨悚然，忽然就散了。散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发酸的东西。

二〇一一年，那条新路拓宽改造，施工队在老垭口方向的老路边上，挖出了东西。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一处滑坡掩埋的旧址，挖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路面遗迹，几段路基，还有生活器物，搪瓷缸、马灯、一双布鞋。报道说，那个旧址的位置，跟现行公路的高差有四十多米，当年滑坡把整段老路和垭口整体掩埋，后来新路改线，这个地方就荒废在了山腹里。

我开着车，专门又去了一次那个施工点。站在沟边上，看着那些挖出来的半截路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五十年前，那些在垭口歇脚的人，等车的人，卖烤洋芋的老婆婆，赶场的汉子——滑坡下来的那一瞬间，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不敢往下想。我只想那天下午，皂角树底下那七八个人，湿着头发，安安静静地，看我的车从他们面前，慢慢开过。

他们没有拦我。他们只是看着。

也许在他们的时间里，那不是二〇〇四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也许是滑坡之前的某个平常的赶场天，他们等着搭一段顺路的车回家，等到的，是一辆他们从没见过的、绿色的小货车。车里坐着两个人。车过去了。

二十年了。我跑货运跑到了五十三，车换过三台，田老幺前年也走了，走得很安详。这件事我们后来只在有一年喝酒的时候对过一次，就一次。两个人谁也不提细节，只是碰了一杯。田老幺说：“娄师傅，那个坳地里头，风是甜的。”我说：“是，风是甜的。”就这一句，再多一个字，都没有。

今天我把这件事写下来，不为吓人。我这个年纪了，不怕人不信，信不信，天知道。我写下它，是因为那位老物理先生说的：记下来，记得越细越好。我记了二十年，今天交出来。要是哪天，有哪个研究的人，在旧档案里翻到二〇〇四年十月黔北山区一段“时间缺失”的行车记录，或者翻到这条被滑坡埋了五十年的老垭口，或许，能把我们那一个多钟头，接到回原来的那条时间线上去。

要是接不上，也没关系。

我只想最后再说一遍那个画面：雨帘中间一段干路，九个缓缓的弯，一个没有石碑的垭口，一棵伞一样的大皂角树，树底下七八个安安静静的人，湿着头发，看着一辆绿色的、突突作响的小货车，从他们的时代面前，慢慢地开过。

他们等的车，来过。

只是两个时代，隔着一块挡风玻璃。

谁也没能上车。

谁，也没有下错站。

这件事，就写到这里。天知道，我知道，田老幺知道。

现在，你们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