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第一个周五,我在客厅茶几上摊开四份打印好的名单。大连二十四中,47人;东北育才,29人,其中12人来自少儿班;省实验,20人;育明,19人。
纸是上周从各校官网和招生公众号逐一截图的,我用红笔在最上面一行标了日期。楼下传来儿子写作业的台灯声,他今年初三,明年六月中考。
我盯着“47”这个数字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给在大连工作的老同学周毅发了条消息。
“24今年清北47人,这事你听说了吗?”
周毅秒回:“你才知道?全校都炸了。明天他们有个清北录取经验分享会,对外发了几百张票,我正好有两张,你来不来?”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周五晚上八点。到周六的分享会,还有不到24小时。我打字问:“票是咱们这些家长抢的?”
“有家长群的人转给我的,你要是来,后天一早的动车,咱们中午到,下午两点开会,晚上就能回来。”
我看了眼次卧,母亲正戴着老花镜看养生节目。儿子在房间里喊了声“妈,英语卷子签字”。我应了一声,又低头盯着那行数字。孩子成绩在班里前十浮动,可这次期中数学只考了112,我在家长会门口听别的家长说,24在沈阳压根不招生,想都不用想。但我想知道4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我去。”
周六早上六点四十的动车,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沈阳北站。周毅比我早到两天,他女儿去年考进大连理工,他说他这两年几乎把大连的中学翻了个底朝天。
我们在站台边买了杯热豆浆,他一边刷手机一边跟我说:“你知道最气人的是什么吗?育才那29人里,有12个是少儿班的,53个孩子就出了12个清北。刨掉少儿班,育才本部高中部才17个。”
“那不是更说明生源掐尖吗?”
周毅把手机递到我面前,是一个家长的微博长图。“你看这个,一个育才家长写的。她说育才本部走的是竞赛加综合的路子,少儿班不是单独招的,是小学五年级在全市数学和物理竞赛里筛的,当年报名两千多人,最后录了80个,然后再筛到53个考清北。”
“那不还是掐尖?”
“谁是掐尖的?”周毅看着我,“省实验没指标,2023年沈阳大三校还没指标到校,全省统招,生源含金量比大连高多了。人家一个市可以全辽宁省往里进,你大连24只能收大连本地的。”
我一下没接上话。到会场时,门口已经排了长队,大多是和我一样背双肩包的中年人,有的还拎着保温杯。我们被分到报告厅C区第12排,前面支着两台摄像机。
会议开始后,台上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桌面放着两摞材料。他是24中的教学副校长,姓沈。
沈校长先讲了今年的整体数据:“本届毕业生约500人,清北录取47人,占比9.4%。”他翻开多媒体里的表格,又在上面点了几下,屏幕出现一张类似排行榜的图。
他在“竞赛类保送与强基计划”那栏用激光笔画了个圈,“其中12人是通过竞赛和强基提前锁定的。”
旁边有个家长举手机拍得很快。我扭头看了眼周毅,他也在拍。散会后,人群围在门口领资料,我挤到前排领了一份,是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本招生简章和一张课程表。
沈校长站在讲台边,有人围着他问问题,一个留着干练短发的女人声音很大:“沈校长,我想问一下,咱们对这些走强基的孩子,从高一就开始定向培养吗?那怎么选呢?”
沈校长说:“月考加竞赛试训,综合排名前30%的,在第二学期会有竞赛教练单独带班。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各两个小时。要是想退出,随时可以回普通班。”
我还没消化完这句话,旁边有个家长嘀咕:“那普通班呢?”
沈校长听到了,转头看她:“普通班每个班配一个学业规划老师,负责月考数据分析和选科建议。我们不做大面积补课,靠的是日常效率。”
我那时还不明白这话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走出报告厅时,周毅指着我手里的招生简章说:“你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今年的招生计划。”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强基计划及竞赛专项不占普通班名额。”
我站在台阶上,手机里又弹出学校家长群的消息,有家长转发了一张刚刚拍的PPT照片,上面写着“竞赛类录取12人,占总清北录取的25.5%”。“你觉得这47人里有多少是强基和竞赛出去的?”我问周毅。
“至少一半。”他说,“但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
“2018年以前,24的强基人数只有个位数。你想想,一个五百人的学校,一年47个清北,里面有12个不用高考裸分,剩下35个才是真拼高考。这就叫‘一校两路’,你走不了竞赛那条路,就得走裸分那条路。”
我们坐动车回沈阳时,车上很安静。我刷到一条评论,是账号关闭评论前挑的留言:“有人会说是不是指标的关系?那就更扎心了。23年中考,大连有指标,沈阳大三校还没指标呢,生源含金量更高。”
我在聊天框里敲了行字又删掉。最后把手机放回口袋,看向窗外。经过一片农田时,我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在沈阳,我爸当年是工人,我妈是小学老师。
孩子明年中考,不管考多少分,都进不了大连24。而大连24的47个清北,靠的是大连本地生源,紧凑的竞赛体系,以及一套从高一就筛选学生分流的机制。那套机制是给大连孩子准备的,不是给我们。
父亲在这天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上周末去看房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还在看,他嗯了一声。电话挂断后,我走到儿子房间,他正在刷英语听力。
我停在门口,不知怎么的,心里的那个急迫劲儿就散了大半。他甚至没抬头,只是把耳机摘下来一只,问我:“妈妈,你们这周去大连看学校了?怎么样?”
我走过去坐在他床沿:“看了,沈阳也有好学校,不用非得去大连。”
他点点头,戴上耳机继续听。我坐在那儿没动,看着他写作业的后脑勺。桌上那沓名单被我收进了抽屉,夹在一本旧教材里。47、29、20、19,这些数字还在我心里滚着。它们不属于我们,但我至少知道了它们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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