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汉唐那样疆域广袤，也不似大理那般佛光普照，神秘的自杞国是南宋大理国时期一个因马而兴、因马而亡、在马背上和夹缝中崛起的贸易帝国。
自杞国由彝族先民东爨乌蛮阿庐部落中的弥勒、师宗二部建立，核心统治区包括今云南泸西、弥勒等地，1100年建国，1260年为蒙古所灭，国祚160年，鼎盛时期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至广西红水河，是滇东、黔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公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白族贵族董伽罗等，借兵东方黑爨、松爨三十七蛮部攻克羊苴咩城（今大理），推翻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大理政权“其成功实赖东方诸蛮”，故于建国之初“皆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减免徭役，封诸蛮部及功臣为大小领主，世袭领地，世官世禄，管土管民。大理国很是强盛，但权臣高氏专政，段氏王权旁落，对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的控制力日渐衰微，一些部族趁势崛起，脱离大理羁绊，于矢部在贵州南部建立罗殿国，些摩徒弥勒、师宗二部在滇东与黔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建立自杞国。云南史学界尤中教授在《中国西南民族史·自杞国》中说：“自杞国是些莫徒蛮之裔弥勒部建立的”。
自杞国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从960年北宋立国到1279年南宋灭亡，三百多年间宋王朝先后经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大宋朝廷为抵御侵扰，大量取马于陕、川、滇诸地。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广马。广马是指宋朝廷由广南西路所买之马，马产于大理，《云南志·物产》载：云南马“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马出越赕川（腾冲）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于是，宋王朝把目光投向云南，在广西邕州、宜州、横山寨等地摆开马市，以求获得大批云南战马而支撑半壁江山。在《宋史》《元史》和《南诏野史》中，关于自杞国的记载，大多与广马相联系，自杞国却没有一点痕迹，只有断鳞残甲般的文明碎片提醒人们那个滇东辉煌的时代。
大理国想到邕州、宜州、横山寨与南宋市马，但北有罗殿国、自杞国，南有特磨道阻隔，不得而通。自杞国西部接善阐（昆明），东边出境即邕州属地，不必经过其他番国、异道，如同一个天然的物流中转站，自杞人自然扮演起马贩子角色，他们从大理购入马匹，经过精心饲养和适应性训练，再转卖给急需战马的南宋。南宋朝廷于邕州置提举司买马，博易场地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自杞等“每冬以马叩边”。自杞人还直接到宜州城下求售战马，宜州官员答应自杞的卖马要求，“为之量买三纲”，与之约“后不许此来”。
自杞国通过垄断大理至南宋的广马贸易迅速崛起，每年向南宋输送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战马1500余匹，约占横山寨马市总量的四分之三。以贩马致富，以贸易立国，以战马经济立国，短短的百余年中，随着财富的积累，自杞国迅速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蜕变为拥有十余万胜兵的军事强国，势力超出罗殿之上，独雄于诸蛮，一跃成为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
自杞国的军队是为保土卫国和抵抗外来侵略而建立的，在其存在的百余年间，各种争战及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1109年，三十七部起义反抗善阐领主强占各部落的土地；1147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义，攻入善阐府，杀死领主高明清；在与南宋王朝的直接战马交易中，沿途需有强悍的兵士护送，并建造了无数的哨卡、战垒。战马贸易带来丰厚的利润，必然受到罗殿等国的阻挠，闯关、开路难免一阵厮杀，曾因假道罗殿而“罗殿难之，故数至争”。
自杞国位处大理国与南宋之间，是南宋与蒙古军队在西南地区争夺的战略要地。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席卷欧亚，忽必烈率军攻破大理，意图从侧翼包抄南宋时，蒙古人深知自杞国不仅是粮草补给的通道，更是进攻广西的跳板，为此自杞国被迫推到了历史的悬崖边上。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古大军，自杞国展现出了与其国力不符的顽强，从1253年蒙古入侵云南开始，自杞军民依托熟悉的山地地形，用血肉之躯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殊死抵抗。
蒙古军在自杞境内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与瘴气，进军受阻，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自杞国的抵抗化为了悲歌。1260年，自杞国都城被焚，末代国君郍句在亡国前仍坚持联络南宋通报军情，最终在蒙古渡都泥江攻宋后消亡。这个因马而生的国度，最终因马而亡，它赖以生存的马匹，最终成为蒙古骑兵践踏它的工具。自杞国覆灭后，其地被元朝纳入版图，设立为路、府，那个曾经独立的马背王国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自杞国，这个南宋的影子盟友，用160年的光阴证明了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小国凭借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一曲马背上的挽歌，那是西南红土高原上永不磨灭的记忆。如今，我们行走在滇东的红土地上，在曲靖的翠山、在红河的峡谷，或许很难寻觅到自杞国的宫墙遗迹，但在那些古老的彝族传说中，在那些被称为马站、马街的地名里，依然回荡着当年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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