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喜洲镇是千年白族古镇,年接待游客365万人次。10月8日下午五点半,喜洲镇镇长杨志枭带上民情日志本,走出镇政府大门,转到街上和商家、游客们拉家常。这在几年前真的难以想象:下半年最忙的时候,杨志枭和同事们几乎每个工作日都钉在办公室,对着电脑填表格、整理台账。
从杨志枭的感受之变,可以窥见大理白族自治州督查检查考核减负的深层逻辑——让基层干部从“证明做过”转向“真正去做”。2024年,大理市开展精简优化基层考核专项清理规范工作,取消考核事项8项,合并到综合考核中2项,最终保留1项年度综合考核,精减90.9%。对乡镇考核最后一级指标比上年精减88.5%,对市级机关单位考核最后一级指标精减88.3%。
“非实地考核指标能够通过系统自动生成、共享获取或应由考核实施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要求考核对象特别是乡镇(街道)、村(社区)提供佐证材料。实地考核指标一支队伍、一次完成。”大理市委政研室主任董照明介绍,2025年、2026年严格把握指标数量不超上年的底线,防止考核指标数量反弹。
大理州各县市因地制宜,各出实招。宾川县乡镇考核指标从2023年度47项整合精简为2025年度24项,报表材料压减60%以上,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任用、绩效奖励刚性挂钩。鹤庆县将过去分散的基层党建、安全生产、乡村振兴等专项考核,整合为综合性年度考核,由县委考评办牵头组建联合考核组,实现“一次进驻、全面体检”。
考核是不是真瘦身了,谁来监督落实?祥云县纪委监委把为基层减负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内容,通过“听建议、找问题、改问题、建机制”的闭环管理,推动厘清乡镇、职能部门、村组履职清单。祥云县的做法,是大理州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护航减负的一个缩影。大理市依托“大理评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问题线索模块,各部门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畅通“码上减”线索反映渠道。平台正式运行以来,共收到评议894条,对涉及为基层减负的评议件逐件分析、认真核实、严格处置。
州级层面同样在行动。大理州纪委监委把整治形式主义工作情况纳入巡察监督重点,组织开展村级组织“滥挂牌”专项整治。2024年以来,全州共清理关闭政务网站6个、公众账号123个、工作群组2000余个。在剑川县向乡镇下放行政职权过多过急被云南省通报后,整改工作同步推进。剑川县以“一乡镇一清单”方式差异化赋权,8个乡镇“省指导目录”平均赋权事项由2023年确定的115项减至31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由31人增加到54人。大理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入剖析反思,推动从‘整改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延伸。”
考核瘦身了,监督跟上了,减负释放的精力去了哪里?大理的核心辨识度是文旅。减负释放的精力,正在转为服务群众、服务发展、服务文旅的实际成效。“十四五”期间,大理州文旅产业成功实现从“百亿级”向“千亿级”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全州累计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2148.8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393.55亿元。文旅产业带动就业约85万人。
在大理市龙龛码头,记者见到民宿经营者赵女士。她正在前台整理新办下来的证照。 “减负之后,干部来检查的次数少了,来帮忙的次数多了。”赵女士说,“上周有游客投诉隔壁民宿噪音大,我给网格员打了个电话,当天下午就有人来协调了。”
一时的变化靠整治,长久的变化靠制度。在大理州层面,纪检监察机关推动建立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基层承接事权平均减少50%。大理州还聚焦基层减负痛点,联动州委组织部完善激励担当制度体系,以案例示范健全容错机制,推动99名领导干部轻装上阵。
傍晚六点,杨志枭站在喜洲古镇的牌坊下,看着游客三三两两穿过石板路。他掏出那本写满诉求和游客建议的民情日志,翻到最新一页——喜洲古镇停车场扩建方案,已完成选址,预计下月开工。“比起以前忙迎检,现在忙服务,再苦再累也心甘。”他说。
当考核不再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当数据跑腿替代干部填表,当督查从“挑刺”走向“传经”,基层干部才能真正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中去。这,或许是对减负工作最好的注脚。
(本文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6年第20期,作者: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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