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生年不详，卒于建安十三年（208年）。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家、隐士。为避中原战乱，他于建安三年（198年）前后南徙荆州，寓居襄阳十余年，以学识广博、知人善鉴著称，时人尊为“水镜先生”。其事迹散见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襄阳耆旧记》，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司马徽别传》。
桑下论道 提携凤雏
庞统，字士元，东汉南郡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庞德公之侄，“少时朴钝，未有识者”，唯叔父庞德公独加器重，以为不同寻常，遂遣其往见司马徽。
《三国志·庞统传》记二人初见：“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渐显。”《世说新语·言语》更记下那场著名的车中之对。庞统自车中发问：“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司马徽答：“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他以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耦耕、原宪甘贫而不仕为喻，说明人生自有其巢穴，价值不在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庞统闻言幡然谢道：“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
两人由晨谈至日暮，司马徽深异其才，庞统由此知名，后世遂以“桑下之论”称此佳话。数年后，司马徽南寓襄阳，与庞德公为邻交厚，庞统、诸葛亮等青年名士皆常从其游处论学。
治学从教 力荐卧龙
建安三年（198年），荆州牧刘表平定张羡，开土遂广，“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命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于襄阳城南创立官学，即后世所称“学业堂”。其规模制度远超一般郡国学校，时人比之“洛阳太学南迁”。司马徽与宋忠（字仲子）等同被延请，讲授古文经学。他们删划浮辞，注重义理而轻章句，一改两汉经学繁琐之风，共同成就了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荆州学派”。
一时四方学子负笈来游。益州梓潼人尹默、李仁因“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不远千里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左氏春秋》。尹默后入蜀，官至劝学从事，以《左氏春秋》教授后主刘禅；李仁之子李譔承其业，著古文《易》《尚书》《毛诗》诸书，古文经学由是传入蜀中。襄阳人向朗“少师事司马德操”，青年诸葛亮亦常与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游从论学，深受荆州学风浸润。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往来襄阳，专程登门向司马徽咨询世事。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答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襄阳记》）正是这一荐，引出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后世流传的“卧龙、凤雏，两人得一个，可安天下”之语，出自《三国演义》的小说家言；史籍原文只作“伏龙、凤雏”四字，简净而分量千钧。
清雅厚道 士人风范
司马徽身处乱世而蔑视权贵，亲自躬耕采桑，研究学术、传播知识、提携后生。《司马徽别传》称其“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刘表曾亲自登门，见他缄默不谈时势，失望而去，谓“此直小书生耳”。于是时人问及人物高下，他“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妻子劝他应当辨析，他笑答：“如君所言，亦复佳。”“好好先生”之名由此而来。
他的厚道更见于细微处。有人错认他家的猪，他推让与之；那人寻回自家的猪，叩头送还，他又好言相谢。有人养的蚕该结茧了，无处上蔟，来向他借簇箔（供蚕结茧的器具），他二话不说，把自己家正在用的借了出去。人不解，他说：“人未尝求己，求之不与，将惭。何有以财物令人惭者。”——不让财物使人蒙羞，这是何等温厚的心肠。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慕其名欲加重用，而征召未至，司马徽已病卒。他终身未居高位，未建显功，却以一双慧眼与一副仁厚心肠，在襄阳留下深远印记。庞德公称其“水镜”，取的正是一泓清水鉴照万物之意。
（摘自《襄阳历史名人》）
（来源：襄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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