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澜昌
当地时间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将孔子学院称为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声称约80个相关机构以不同名称和章程出现在美国30所大学，五角大楼已在过去两个月中将其“系统性拆除”。这一说法随即引发争议。孔子学院主要围绕中文教学和中国文化开展活动，美方却将其与知识产权窃取、思想渗透联系起来。10月2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批评这种做法混淆了正常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问题。争论由此超出了某些机构的存废：当语言学习和文化接触也被纳入安全对抗的框架，一国究竟是在保护自身，还是在缩小理解外部世界的空间？
判断孔子学院是否涉及安全问题，不能只看机构来自哪个国家，也不能因为其文化属性就排除一切审查。任何在高校开展活动的机构，都应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学术自主，资金来源、管理方式、课程安排和合作协议也应接受合理监督。如果存在具体的违法行为或不当干预，相关部门完全可以依据证据调查处理。问题在于，安全指控必须建立在可核实的事实之上。把一批机构整体归入“威胁”范畴，再以这样的定性替代逐案审查，就容易使国家安全从有明确边界的法律概念，变成排斥特定国家文化活动的宽泛理由。
赫格塞思的说法尤其值得审视。他声称有关机构“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渗透美国学生思想”，但就提供的报道内容而言，这些指控并未附带足以独立验证的具体案例。机构数量、所在大学和名称变化，可以成为调查线索，却不能单独证明其从事间谍活动或非法获取知识产权。若要认定某个机构构成威胁，就应说明相关行为发生在何时、涉及何种证据、违反了哪些规则，并允许有关方面依照法律程序回应。否则，指控越严厉，公众越难判断它究竟来自事实调查，还是来自既定的政治判断。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表态。2020年8月，美方曾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登记为“外国使团”，中方当时批评此举是对中美合作项目的污名化。此后，美国部分高校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围绕其治理结构、学术自主和外部影响的讨论持续存在。这些争议中，有些涉及大学如何管理外部资助和合作项目，有些则被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将它们全部归为同一类问题，容易掩盖具体差别；但如果仅仅因为某些机构存在争议，就推导出中国文化交流整体具有威胁性，同样缺乏严谨的逻辑。
高校本应是不同知识传统相遇的场所。学习一门语言，不只是掌握词汇和语法，还包括理解另一种社会如何表达思想、解释历史、组织日常生活。学生可以通过中文课程接触中国文学、书法、历史和当代社会，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提出质疑、形成自己的判断。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同对方，更不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立场。恰恰相反，只有当接触和讨论不被预先设定结论，交流才有可能增进理解。
如果将学习中文本身描绘成受到思想控制，实际传递给学生的便是另一种信息：了解中国是需要警惕的行为。这种暗示可能产生比关闭某个机构更广泛的影响。高校管理者会因担心政治风险而回避合作，教师可能减少相关课程，学生也可能逐渐失去接触不同文化的机会。由此形成的“寒蝉效应”，不一定需要明确禁止每一项活动，只要让参与者普遍担心被怀疑，就足以使正常交流逐步收缩。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所长陈弘认为，美方有关指控反映出其对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不安，并警告持续制造“寒蝉效应”可能使美国陷入认知孤立。这是受访专家对事件动机和后果的分析，并非仅凭现有报道就能完全证实的结论。但其中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讨论：如果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安全框架解释与中国有关的社会活动，美国社会将如何获得有关中国的多元信息？如果大学只能在政治风险最低的范围内选择研究对象，学术判断又能保留多少独立性？
更明显的矛盾，在于文化传播标准是否一致。美国长期借助电影、音乐、出版、大学教育和大众消费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并将这些交流视为社会开放与文化吸引力的体现。中国媒体“中国军号”10月24日发文反问，如果学习中文、功夫、书法和舞蹈都能被视为威胁，那么中国人学习英语、观看好莱坞和迪士尼电影、饮用星巴克咖啡，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反问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文化机构都没有风险，却指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文化交流应当接受相对一致的审视标准，不能仅仅因为来源国不同，就对相似活动作出截然相反的定性。
国家安全当然不能被轻视。大学可能涉及敏感技术、研究成果和资金合作，任何国家都有理由防范知识产权盗窃和非法干预。但安全治理需要精确区分正常交流与违规行为。对具体项目加强透明度、完善利益冲突申报、保护研究数据，能够直接回应风险；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活动整体政治化，却未必有助于提升安全水平。过度宽泛的限制还可能削弱美国高校的国际合作能力，使研究人员、学生和文化机构失去原本可以创造知识与价值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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