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月，北京怀仁堂，广西参观团成员黄举平被毛泽东一把握住手。毛泽东问起籍贯，听说他来自东兰，立即接话：“东兰是不是出了个韦拔群？”一句问话，跨过了二十多年风雨，也点出了一个事实：在毛泽东心中，韦拔群并不是地方史册上的名字，而是中国农民运动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
黄举平是东兰人，后来在广西工作。面对毛泽东的询问，他告诉主席，当地群众都称韦拔群为“拔哥”。这个称呼并非简单的亲近，更包含着百姓对他的信任。毛泽东听后感慨，东兰人民拥护韦拔群，只是这位农民领袖已经牺牲。
毛泽东为何记得这样清楚？答案不在一句评价里，而在韦拔群长期扎根乡土的经历中。
1894年2月6日，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桂西山地交通闭塞，壮、汉、瑶等各族百姓长期承受苛捐杂税和地方势力盘剥。韦家虽有一定家业，但他没有把自己关在小家庭里。乡亲们缺衣少食、受人欺压的场景，使他很早便产生了强烈的不平之感。
求学时，他因拒绝给校长捐资祝寿，被庆远中学开除；后来进入广西政法学堂，也因不满陈腐风气而离开。这样的选择，说明他并非一开始就找到了明确道路，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出路。
1916年，韦拔群变卖家产，在东兰招募一百多名乡友，带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事结束后，他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随后在军中任参谋。五四运动前后，他阅读进步书刊，以“愤不平”为笔名撰文，批评旧军制和黑暗现实。军中追查时，他干脆弃职离开。
1921年回到广西后，韦拔群先后任南丹、东兰县长，却没有满足于做一名地方官。那时广西军阀混战，百姓生活依旧艰难。他回到东兰，组织同志会、农民自卫军和宣讲团，走进村寨，向群众讲反军阀、反豪强的道理。
有意思的是，他发动群众并不靠空泛口号。面对瑶族聚居地区，他亲自翻山进寨，了解各家遭遇，再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话讲清“为什么受压迫、怎样团结起来”。这种做法，使农民运动不再停留在城镇，而是逐渐进入右江腹地。
1923年，韦拔群领导农军三打东兰，虽然起义最终因敌军增援而转入分散斗争，却打破了地方武装不可战胜的神话。临行前，他对乡亲们说：“强暴不除，革命之心不死。”这不是一时激愤，而是他此后多年坚持斗争的写照。
1925年1月，韦拔群到广州，进入彭湃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结业后，他由廖仲恺安排，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几个月的理论学习，使他从一名反抗现实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回到东兰后，他在小龙潭一带秘密翻印文件，恢复农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先后举办三期，培养学员六百多人。学员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地，结业后分赴各处，推动右江农民运动扩展。
讲习所的校训只有八个字：“劳动、互助、奋斗、牺牲。”在北帝岩的山洞里，学员们学习理论，也学习如何组织群众、传递消息和应对武装冲突。1925年12月，县知事勾结地方势力袭击讲习所，韦拔群利用岩洞地形组织反击，迫使来犯者撤退。
1926年11月，经严敏、陈勉恕介绍，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领导的农民组织发展很快，仅东兰一地便有众多农会，农军也形成规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桂系军阀调集兵力进攻东兰，右江大地陷入白色恐怖。
韦拔群没有把队伍集中在城镇硬拼，而是转入西山。他将农军化整为零，依托山洞、密林和险要地形，采取伏击、袭扰等方式保存力量。敌军人数占优，却始终难以在山地建立有效控制。不得不说，这种根据地意识和群众路线，正是他区别于一般地方武装首领的地方。
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来到广西开展工作。韦拔群赴南宁参加农民代表大会，随后带着武器和骨干返回右江，配合起义准备。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成立，韦拔群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在平马成立。
张云逸曾对他说：“拔群，这一天你盼了很久吧？”韦拔群点头微笑。对他而言，这并不是个人功名，而是多年农运、武装斗争和群众组织终于汇成了一支公开的革命力量。
红七军主力后来奉命离开右江，韦拔群留下坚持斗争。1931年至1932年，桂系军阀连续对东兰、西山发动大规模“围剿”。敌军封锁交通、搜捕群众，并企图以重金收买叛徒。韦拔群带病转战山林，和军民一起坚壁清野、设置路障，依靠群众与敌周旋。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在东兰西山被叛徒杀害，年仅38岁。陈洪涛不久后也遭出卖牺牲。韦拔群倒下了，但右江的革命队伍并未因此消失，东兰、凤山等地的军民继续坚持斗争，直到革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提议为韦拔群等牺牲的同志默哀。1955年，毛泽东称韦拔群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好的学生。20世纪50年代，警卫员兰宝华回乡调查后提交报告，毛泽东再次问起东兰和韦拔群。
1965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谈到韦拔群时说：“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曾经搞过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这里学来的。”这句话，解释了那句“东兰出了个韦拔群”背后的分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