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安庆城内，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处理军务时，案头摆着的并不只有战报。盐务文书、河工奏报、通商往来，也会一并送到他的衙门。此时的两江总督，已经不是单纯统兵的封疆大吏，而是把军政、财赋、水利和对外交涉捆在一起的重臣。
清代官制中，总督与巡抚虽有品级高下，却不能简单理解成严格的上下级。总督原品为正二品，通常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升为从一品；巡抚原品为从二品，也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按制度说，巡抚并非总督的属官，而是负责一省政务的地方大员。可到了两江地区，名义上的平行关系，常常被实际权力拉开距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事务，都可能进入两江总督的视野，江苏巡抚自然很难与之抗衡。
两江总督的全衔很长：“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官名越长，往往越能看出职责范围。这里的“操江”关系长江水师，“南河”关系黄河、运河以及江南水利，并非普通的荣誉称号。
江苏巡抚的全衔则是“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两相对照，差别并不只在一品与二品，更在于两江总督拥有一组额外的实职。那些兼职，才是它显赫的关键。
道光十一年，也就是1831年以后，两淮盐政逐渐由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场覆盖范围广，盐商云集，财政收入极为可观。清代盐业由国家严格控制，盐税是朝廷重要财源，盐引、运销、缉私以及盐商纠纷，都牵涉钱粮与地方秩序。
这项兼职看似不如统兵威风，分量却很重。谁掌握盐务，谁就能接触一条稳定而庞大的财政渠道。两江总督因此不仅能调动军队，也能对地方财赋格局产生影响。
河务又是另一件大事。乾隆以后，北河河道总督裁撤，相关事务由直隶总督兼理；南河河道总督则在咸丰八年，即1858年以后，改由两江总督兼任。江南河湖密布，漕运线路密集，河堤一旦失守，影响的不只是几个县，而是粮运、民生和税收。
治河需要银两，也需要调集民夫、军队和地方官员。河工账目、堤防修筑、漕运畅通，都需要总督出面协调。江苏巡抚虽不能置身事外，但真正能够统筹全局的，仍是兼掌南河的两江总督。
有意思的是，最显赫的兼职还在通商事务。1866年，清廷形成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格局。南洋大臣没有独立品级，属于差遣性质，却负责南方沿海通商、外交与洋务事务。
当外国使节、商人和领事机构与清廷交涉时，南洋大臣往往代表朝廷处理具体事务。江宁、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通商活动，都使这一职务远超一般地方差事。两江总督由此拥有了地方行政之外的涉外权力。
另一层分量，来自大学士衔。清代大学士是文臣中地位极高的官员，名额有限。直隶、两江等少数总督，才较常获得这一加衔。乾隆时期的尹继善、同治时期的曾国藩，都曾以两江总督兼大学士身份进入权力核心。
这种加衔并不只是排场。大学士意味着皇帝对其资历、能力和政治可靠性的认可，也便于总督在奏议、军务和人事安排上拥有更大的分量。相比之下，江苏巡抚很少有机会获得大学士或协办大学士衔，通常只能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等荣典性称号。
太平天国运动又改变了两江权力的实际面貌。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此后相当时期内，湘军系统人物相继掌握这一职位。军队、财赋和人事网络相互交织，使两江总督的影响力进一步膨胀。
因此，两江总督之所以比一般总督显赫，不单是因为辖区富庶，也不只是因为官阶较高，而是因为盐政、河务、南洋通商大臣和大学士等身份叠加在一起。江苏巡抚仍掌一省具体行政，却很难绕开这位同时握有军权、财权、水利权与涉外权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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