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七年左右，北京卢沟桥一带，康熙帝亲自迎接从东南归来的康亲王杰书。按常理说，凯旋之将最该谈的是军功、封赏和部下安置，可杰书见到岳父后，先说的却不是请功，而是请他上疏弹劾自己。
“请把我的过失写清楚。”
岳父一时不解：“你刚平定福建，何谈过失？”
杰书只回了一句：“有功要领，过错也不能不认。”
这件事听起来反常，却很符合清初皇权政治的实际。杰书不是普通将领，他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一系的后代，和康熙属于同宗近支，承袭康亲王爵位。康亲王属于清代世袭罔替的王爵，身份显赫，手中又握有军队。这样的宗室大臣，功劳越大，越需要懂得收敛。
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三藩之乱爆发。原本替清廷镇守南方的藩王，经过多年经营，已经拥有相当强的地方力量。吴三桂叛乱后，福建耿精忠响应，广东尚之信也一度观望，清廷面对的不是一处叛乱，而是从西南到东南的连锁震荡。
当时朝廷不能只盯着云南。吴三桂根基深厚，远在西南，短期内很难解决；福建则连接海疆，又与台湾郑氏势力相互牵动。若福建迟迟不能平定，叛军便可能获得粮饷、兵员和海上支援。因此，康熙把东南战局交给杰书，目的并不只是击败耿精忠，更是要先剪断叛乱向沿海扩展的通道。
杰书领兵南下后，战事并没有像诏书写得那样干脆。福建山地密集，道路难行，夏秋多雨，军队运输极为艰难。耿精忠熟悉当地地形，采取据城、退守和分路牵制等办法，尽量避免与清军进行一场决定胜负的会战。
清军占下一处据点，未必就能立即得到粮草；追赶叛军数十里，也可能只换来一片空营。杰书很快发现，若只凭兵力压迫，反而会把清军拖入消耗战。于是他不再一味追求速胜，而是稳住交通线，控制府城和关隘，再逐步压缩耿精忠的活动区域。
有意思的是，杰书所面对的还不只是战场。福建各地的官绅、将领和地方武装态度复杂，有人随耿精忠起兵，有人观望，也有人暗中寻找退路。杰书一面进军，一面争取地方势力归附，使耿精忠逐渐失去外援。到了康熙十五年，清军攻占福州，耿精忠势穷力竭，最终投降，福建战局由此发生根本变化。
平定福建后，东南沿海的局面仍未完全安稳。台湾郑氏政权曾趁大陆内乱出兵攻取沿海部分地区，清廷还要处理海防和失地问题。杰书继续组织军队推进，收复漳州、泉州等地部分地区，迫使郑经方面退却。需要说明的是，收复台湾并非杰书完成，而是后来施琅率水师于1683年实现。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便会夸大杰书在东南战场上的实际功绩。
正因为战功集中在一段时期内，杰书凯旋时才格外引人注目。他既是宗室亲王，又是平乱主帅，倘若回京后大谈个人威望，难免让皇帝和朝臣产生别样联想。清初政治中，军队、地方和宗室三者一旦集中到同一个人身上，功劳便可能转化为压力。
所以，卢沟桥迎接并不只是荣耀场面，也是一场无声的政治试探。康熙亲自出迎，说明皇帝认可他的功劳；杰书主动请岳父弹劾，则是在告诉朝廷：军功属于国家，自己仍是受约束的臣子，并无借战事扩大个人势力的意思。
据相关记载和后世叙述，杰书后来因延误战机等问题受到处分，处罚主要是罚俸，并未影响其宗室爵位和仕途。这个结果很耐人寻味：他没有否认战功，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毫无过错的名将，而是主动留下一个可以被追究的缺口。
这并不是简单的谦虚。对杰书而言，承认小过，是为了避免功劳被解释成骄横；主动接受约束，是为了让皇帝看到军队始终处在朝廷控制之下。那句“请弹劾我”，表面上是在求罚，实际上是在处理一位宗室将领最难处理的身份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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