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那只炖汤锅中，盛放着蔡天凤的头颅。较小的那只锅里，则盛有五块人体组织、三束头发，与剁碎的红白萝卜混杂一处。
时间定格在2023年2月24日下午，当警方踏入大埔龙尾村那栋乡村住宅时，眼前所见正是如此景象。
遗骸骨骼表面留下的锯切痕迹，与屋内发现的电动锯具刃口特征完全匹配。
法医人类学专家以牛尾骨为实验样本，反复比对切割断面形态及骨质上残留的工具压痕特征。
为验证那只大型塑料储物箱是否具备可搬运性，化验团队邀请一名女性警务人员平躺入箱，合盖后由两名男性警员抬行一段距离。蔡天凤身高152厘米，体重41公斤，体型纤细。
案发前十六日，邝球已提前承租该处村屋。签约当日，他多次向业主确认：屋内是否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此后陆续呈堂的关键物证，逐一列明——电动锯、商用绞肉机、工业级搅拌器、超大号塑料收纳箱、防割手套、橡胶长靴、双层厚壁炖煲、高强度尼龙捆扎带、金属锤具、硬壳登机行李箱。
同年十月，蔡母张燕花作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连续四日坐于证人席。法庭播放其女遇害当日赴楼盘看房的监控录像片段时，她失声痛哭，哽咽道：“女儿信错了人，反被恩将仇报。”主审法官当即宣布提前休庭。
以上所有内容，皆出自庭审实录，未添加任何修饰性词汇。
但近来真正牵动全港公众情绪的，并非那两只锅具，而是审判席两侧并排而坐的四张面孔。
控方首席大律师郭莎乐（Charlotte Draycott），1981年于英国取得执业资格，1988年赴港执业，2008年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系香港首位获此头衔的欧裔女性法律从业者。
目前她仍担任中环一家顶级大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
整场审讯全程以英语进行。三名被告各自佩戴同声传译耳机，静听他人围绕自身命运展开陈述与争辩。
开庭初期，正庭与旁听延伸区涌入近百名市民。至第十八日，现场旁听者仅余三十人左右。
耐人寻味的是，驱离多数听众的并非案件本身的血腥细节，而是语言壁垒。
她的专业主攻方向长期聚焦于资金流动领域——洗黑钱、公职人员贪腐、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Chambers Global将其列为Band 2级别，评语特别指出：“其交叉盘问极具压迫感，令证人难以招架。”
2023年，香港海关破获本地史上涉案金额最高的洗黑钱案件，总值达六十亿港元。此类重大金融犯罪一旦移交高等法院审理，控方惯例聘请外聘资深大律师主导检控。
公开执业档案显示，郭莎乐专精领域明确涵盖洗黑钱、贪污及内幕交易三大类。而近年能与“六十亿”这一数字精准对应的，正是海关代号“蜂网”的特大洗钱案。
然而真正令我驻足深思的，却是另一桩尘封旧案。
2013年，大角咀发生震惊全港的双亲肢解命案。周凯亮伙同谢臻麒杀害父母后实施分尸，该案后续被改编为电影《正义回廊》。
彼时，郭莎乐并未出现在控方席位。
她代表的是第二被告谢臻麒，为其提供辩护服务。
谢臻麒智商测定值为84，属轻度认知障碍，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执行地位。
最终陪审团裁定其谋杀罪名不成立，仅就“妨碍合法安葬尸体”一项罪名成立，判处监禁一年。因此前已被羁押两年，宣判当日即获当庭释放。
主犯周凯亮则被判处终身监禁。
影片中饰演该角色的演员苏玉华，将角色命名为游嘉莉。她在社交平台晒出与郭莎乐本人的合影，并配文称这是一次“梦幻又神奇的聚会”。
在我看来，这个看似微小的交集，恰是整份律师名单中最值得玩味的一笔。
十三年前，她立于一宗碎尸案的辩护席上，为一名智力水平低于常人的当事人成功阻却最重罪名；
十三年后，她端坐于另一起碎尸案的公诉席上，主导对三名被告的刑事追诉。
一个人今日所处的位置，无法简单推导其内心信念。归根结底，这套司法机制的设计逻辑，本就需要对立双方均有坚实代表，而她正是那种能在两极之间都站得稳、立得住的专业力量。
其余三位辩护律师亦非泛泛之辈。
代表邝港杰的特雷弗·比尔（Trevor Beel），曾为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何桂蓝提供法律代理。
代表邝球的戴奥伟（Oliver Davies），经手案件多集中于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等领域，亦曾代理美容师勒索已婚男性客户一案。
代表邝港智的安华晖（Andrew Raffell），曾加入许金山杀害妻女案的辩护团队。此外，邝球一方另有资深大律师罗天祺协同出庭。
律师名单公布后，网络评论区高频出现的疑问是：“邝家哪来如此雄厚财力聘请这般阵容？”这个问题直指核心。
邝球致谭泽均的亲笔求助信，后来在庭上被逐字宣读。信中写道：“我们一向交情深厚，我为人正直可靠，如今处境极为被动，却无力负担律师费用。”
谭泽均携此信咨询自身法律顾问。
对方仅回复三字：“勿理会。”
最终，邝氏父子三人所获法律代表，均由香港法律援助署依法指派。
换言之，这支表面看似豪门私聘的顶尖律师军团，其全部费用实际由公共财政承担。
更令人唏嘘的是年初一幕：2026年1月27日，案件于高等法院举行非公开案件管理聆讯，多家港媒现场记录清晰载明——当日三名被告均无律师陪同出庭。
八个月后正式开庭，辩方席上赫然坐满四位资深法律从业者。
亦有声音质疑：用纳税人金钱为涉嫌极端暴力者辩护，是否正当？
该质疑具有现实基础，理应获得严肃回应。但我也必须指出，法律援助制度绝非慈善施舍，而是精密设计的程序安全阀。
若真想节省这笔开支，办法确实存在。代价却是：未来每一起冤错案件都将失去翻案可能。
说到底，本案最昂贵的部分，并非几位大律师按小时计费的酬金。
而是整套司法程序坚决不肯跳过的那个环节——纵使全城声讨，辩方席上仍须有人一字一句，替被告完成全部法定陈述与抗辩。
九月底遴选陪审员的两天，我查阅了大量现场笔录资料。
共九十五名候选人到场应召，从中随机抽出五十四人进入候选池，其中四十五人成功申请豁免。
九人表示英语能力不足，六人称早已预订出境机票，三人直言案情过于骇人，担忧心理承受力崩溃。
另有多位候选人当场落泪，强调英文不佳恐遭替换；一名女性候选人坦言，自己与蔡天凤年龄相仿，担心情绪难以负荷。
最具冲击力的是一位被抽中的男性候选人，面对法官直接表态：“我不喜欢邝先生。”
法官随即批准其豁免请求。
看到此处，我内心涌起一阵深切触动。一套制度敢于将“我不喜欢被告”列为正当豁免理由，这句话看似柔软，实则坚硬如铁。
最终确定的陪审团由八名男性与一名女性组成，宣誓仪式全程使用英语进行。
法官要求他们预留时间至十二月八日。
在我看来，这段遴选过程的原始记录，远比任何一份律师履历更能揭示制度本质。
剩下的，终究绕不开金钱二字。
控方开案陈词开宗明义：“金钱，是引爆这场悲剧的根本引线。”
加多利山价值逾六千万港元的物业，由蔡天凤出资购置，产权登记于邝球名下，目的即为规避印花税。2022年邝球拒绝出售该房产，导致双方家庭关系彻底破裂；同年七月，肢体冲突首次发生。
蔡天凤遇害前曾向丈夫谭方骏发送语音信息，内容为：“你看Damon多么狡诈，这些人内心阴暗。”
谭方骏出庭作证时被问及与邝港智的关系，仅答四字：“此情不再。”
稍作停顿后，他又补充说明：“我所指，是友情层面。”
谭泽均在证词中表示，曾向蔡天凤提供不少于八千万港元用于投资运作，每月固定生活资助二十至二十五万港元；2022年初，曾有债主上门追讨五百万元债务，他委托邝球出面斡旋，前后支付约六百万港元平息风波。
客观而言，这些证言若并置于同一张桌面，其分量远超任何律师资历介绍。
辩方近期持续聚焦的焦点在于：蔡母张燕花前后证词是否存在矛盾；蔡天凤个人账户是否确有五亿资产；加多利山物业真实出资人究竟为何人。
换个视角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显得刺眼难堪。
但若法庭回避提出尖锐问题，最终裁决反而更难赢得公众信服。
我个人坚信，在这套程序框架内，为被告穷尽一切合理质疑，与为逝者追寻终极真相，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案件仍在审理之中，预计将于十一月下旬终结庭审，陪审团须持续待命至十二月八日。
四十余日的法庭交锋，三年多的漫长等待，一柄电锯，两只汤煲，一句“此情不再”。
至于数位大律师的最终账单由谁埋单，答案其实早已写就。大家对此有何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理性交流。
信息来源：本文信息综合自香港经济日报、明报、星岛日报、TVB新闻、联合早报、美联社于2026年9月至10月期间发布的关于蔡天凤案的庭审报道，以及香港大律师公会与Central Chambers官网公布的公开执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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