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应该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大学念的是化学系；在国家危亡时改名“蒋怒铁”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不到三十岁就接连当过三个县的县长；后来又摘下官印，单枪匹马远渡重洋，成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他是第一个把中国传统水墨画系统介绍进西方主流社会的艺术家，在欧美接连出版了十二部风靡一时的畅销图文巨著。我们每天在喝的“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正是他翻译的。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蒋彝的世界。
一、起跑线
1903年，蒋彝出生在江西九江，一座长江边上风景秀丽却局促的小城。
他的家庭非常清贫。父亲只是九江县衙里的一名普通书吏，微薄的薪水难以糊口，全靠业余时间在扇面上画些花鸟山水卖钱补贴家用。五岁那年，蒋彝的生母不幸离世。小小的蒋彝常搬着小板凳，一声不响地坐在父亲身旁看他研墨、落笔。
父亲的画室让蒋彝深深着迷。他常常偷偷溜进那里，细细观赏各种图画，在陶醉中想象黄鹂鸣枝和鲜花怒放的景象；或是翻翻书架上的画册，画中宁静而丰富的色彩与线条，撩拨着他的好奇心，带着他的思绪穿透砖墙瓦顶的局限，尽情领略大自然的无限自由与美丽。这深深培养了他对绘画和艺术的浓厚兴趣。
到了十五岁，蒋彝不仅能临摹工笔罗汉和观音，笔力更是细腻生动，甚至有寺庙的僧人主动上门，向这个半大少年讨画。
1922年，蒋彝中学毕业，考入国立东南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年轻的蒋彝坚信，要让中国不挨打，就必须掌握现代科学工业的技术密码。在填报志愿时，他选了化学系。
在四年大学时光里，白天，他穿上白大褂，在实验室里严格配比溶液、记录天平数据、推演复杂的分子化学方程式；到了傍晚，他脱下实验服，又一头扎进文史大师的课堂，旁听中国古籍与哲学讲座；深夜回到宿舍，别人都睡下了，他又在案头铺开宣纸，就着一盏暗灯研墨临帖。
很多年后，西方读者惊叹蒋彝的英文著述有着无与伦比的细腻洞察与严密逻辑，同时又浸透着中国水墨画的飘逸灵动。一切都源于他在青年时代打下的底子，化学赋予了他一丝不苟的理性双眼，笔墨则给了他超脱万物的东方灵性。
二、“蒋怒铁”
听到北伐革命军打响救国战役的消息，二十出头的他胸膛里热血翻涌，毅然决然投笔从戎。为了表达自己誓死报国的刚烈意志，他直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蒋怒铁”，意思是铁骨铮铮，怒火冲天。
他当时任团政治部书记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部队内部展开清党，身边的革命同志遭到清洗与枪杀，蒋彝深受刺激与幻灭，决意离开军队。
退伍后，他先后出任安徽芜湖、当涂，以及江西九江三地的县长。
年纪轻轻就主政一方，他上任伊始便雷厉风行推行地方新政，清查地方苛捐杂税，严厉查禁鸦片烟馆与地下赌场，严惩鱼肉百姓的恶霸地痞。他的改革刀刀见血，让当时的地方旧势力恨他入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认为这是“异想天开”，不予采纳，甚至冷嘲热讽，给他送了个“疯狂的青年”、“超时代的年青人”的外号。
当时，恰逢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九江非法贿买土地，企图建造炼油厂。相关申请经蒋彝属下呈交上来，请求批复。面对外资的不法行径，蒋彝拍案而起，当场把地契撕得粉碎。德士古公司碰壁后，转而通过美国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施压，致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大怒，召蒋彝前往训斥。蒋彝毫不屈服，当场与熊式辉拍桌大吵一架，随后愤而挂冠而去。
正好昔日大学同学罗长海来信，劝蒋彝赴英留学。蒋彝随即报名参加公费留学考试，但因英语成绩不佳，未能成功录取。1933年初夏，在长兄蒋笈和友人的资助下，怀揣着“观摩西方政治为将来之用”的抱负，蒋彝毅然登上了开往伦敦的邮轮。
三、异乡人
现实往往比理想残酷百倍。
1933年，当三十岁的蒋彝只身一人踏上伦敦的码头时，感受到的是异国他乡彻骨的冰冷。
他原本注册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想系统研习西方的地方行政制度。但他英语不行，在国内学的那点零星英文单词，在伦敦纯正浓重、语速飞快的英语面前根本招架不住。走进大学讲堂，教授讲的内容他如同听天书；走在大街上，他连买个面包、问个路都只能手忙脚乱地比划手势。
昔日执掌政务、仆从相伴的县长，如今要在异国陋室里独自生火做饭，跟着孩童从零开始辨识字母与学习发音；走在街头，甚至常有英国孩童尾随向他投掷石块，出言侮辱华人。
蒋彝随身带的盘缠只够在英国支撑半年。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老乡熊式一。熊家的房子宽敞，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借住在那里，蒋彝也搬了过去。留学生们平日集体搭伙，蒋彝囊中羞涩无力分摊，只能自己解决伙食。可他又不会做饭，只好拜托女留学生陆晶清一次帮他做出一个星期的饭菜。当时英国人不吃猪蹄，肉铺往往直接扔掉，中国留学生便捡回来煮食。英国商贩发现商机后转为售卖，价格极廉。因此，白水煮猪蹄成了蒋彝那段日子里维生的主要食物。
1934年，英国环保组织“人树总会”向艺术家征集树木题材的作品。蒋彝的一位英国朋友建议他：“蒋先生，你不是会画画吗？你从中国来，何不画一种中国的树？”
蒋彝铺展宣纸，以中国传统水墨绘出了一幅墨竹。竹子准确来说不能算作树木，但那清峻脱俗的东方意境却让英国人看着倍感新奇。后来，又有人来找他创作中国题材的作品，他便以苏轼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为题画了水墨野鸭。独树一帜的东方气韵让西方观众大开眼界，画作被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蒋彝开始以画家的身份在英国小有名气。
四、哑行者
1935年，在一个官方筹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即将举办的契机下，蒋彝获邀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创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英文作品《中国画》（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让他焦灼的是，当时他的英语写作水平离直接出书还差得很远。如果用英语写作，必须先写成中文稿件，再翻译成英语，然后再找英国本地人帮忙润色，方能过关。正是在此阶段，他结识了两位日后长期帮助他的贵人，曾任末代皇帝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以及年轻的英国姑娘英妮丝·杰克逊（Innes Jackson）。
英妮丝·杰克逊是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时的学生。这位本地女孩才华横溢，中英双语功底皆深厚。英妮丝主动提出愿意帮助蒋彝润色英文文稿，她也可以借机深入学习中国文化。两人一拍即合，自此开启了终生的友谊与学术合作。
不久后，蒋彝前往英国著名的湖区度假。出发前他曾收到出版社约稿，可否写一本以中国人视角看伦敦的书？当时蒋彝已经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授课，到了湖区之后，他彻底被那里的迷人风光所吸引，写下了许多随笔感受，配上自己画的插图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审读后认为篇幅太短，无法单独成书。但蒋彝不在乎厚薄，只想让作品早日出版。后来英国出版社同意出版，但苛刻地提出没有稿费和版税，只能在出版后送给他六本样书。急于立足的蒋彝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确定书名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书名最早与后来“哑行者”系列的格式一致，拟定为《哑行者在湖区》。但出版社却认为不行，“‘哑行者’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太暧昧了。伦敦警察局可能会怀疑，一个不会讲英文的外国人，鬼头鬼脑地跑到湖区干什么？”蒋彝向编辑解释了半天这个名字的东方深意，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妥协改名为《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The Silent Traveller: A Chinese Artist in Lakeland）。加上“一个中国画家”，是为了让英国读者放心，表明作者是一位正派画家而非来路不明的危险分子，而且书里确实配有大量精致的画作。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撰写了前言，高度赞扬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己的方式致敬”，并盛赞该书成功证明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意，竟与古老东方的某些情感和思想如此贴近相通”。
蒋彝的书非常畅销，头版在一个月内就销售一空。随后再版加印的书籍，作者自然顺利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从此成了他日后一系列旅行书的经典标志。这本文图交融、饶有趣味的小书不仅受到英国各大媒体的一致好评，更在随后的岁月里先后重印达九次之多，长销不衰。
关于“哑行者”名号的由来，其实蕴含着双重意蕴，一方面，蒋彝字仲雅，“哑”与“雅”谐音；另一方面，“哑”字所蕴含的沉默之意，也真实暗示着他是一位母语并非英语的异乡人。
首战告捷后，蒋彝受邀陆续出版了《伦敦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哪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连天、英国纸张配给极其紧张的艰难岁月里，蒋彝的书依然被争相抢购，一版再版。西方人在他的笔墨中找到了慰藉心灵的宁静力量。
他不仅仅画风景，还陆续用英文写下了《中国之眼》《中国书法》等划时代的经典专著，把深奥的中国阴阳哲学与笔墨气韵，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得透彻淋漓。
五、还乡路
1955年，蒋彝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诚挚邀请，赴美执教，后来成为哥大终身教授，并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旅美期间，他的“哑行者”足迹踏遍北美与亚洲，相继出版了《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旧金山画记》以及《日本画记》。
从三十四岁到七十岁，整整十二部《画记》，见证了他波澜壮阔的行游生涯。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学讲坛上传播东方文明，荣获多所世界一流名校的荣誉博士学位。
在二十世纪能够熟练使用双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里，蒋彝在海外的影响力堪与林语堂比肩。他在英国文化界地位崇高，在伦敦，他和老舍的故居都被英国官方挂牌列为文化名人纪念地。学者罗岗曾评价其《画记》的独特性，“它通常被放到美术类，但懂它的人会放到散文类或旅行类。虽然书中有很多插画，但蒋彝画记本质上还是散文。蒋彝虽然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大画家、大书法家，但他的书法、绘画、诗歌与文章熔铸于一体，自成一家。”
名声日隆的同时，西方社会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依然充斥着傲慢与偏见。蒋彝走红后，伦敦一些西方人议论纷纷，甚至断言：“蒋彝绝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才华，他一定是日本人。”
听到这种荒唐的论调，蒋彝感到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在后来的各种公开演讲与宴会上，他总是神色从容而坚定地当众声明：“我是中国人！”为了回击这种偏见，他特意写信请国内亲戚寄来一套正统的长袍马褂和瓜皮帽。外出漫步时，他常常特意穿上这身中式衣裳，昂首挺胸地走在异国的大街小巷，以堂堂中国文人的仪态面对四方目光。后来游历东京时，他在《日本画记》上野公园的踏春插图旁挥毫题写下一首诗：“朝朝多少游春者，我是唐人知不知？”字里行间，那股深刻在骨髓里的民族傲骨与文化底气跃然纸上。
当年走出家门时，他以为三年五载便能学成归国，谁料战火纷飞、时局骤变，这一别竟是漫长的四十二年。在二战战火连天的艰难岁月里，他在海外省吃俭用，坚持不断寄钱回国赡养留在江西老家的妻儿。尽管长年山海相隔导致夫妻情感日渐淡漠，但他始终竭尽全力承担养家责任。当时外汇黑市上一英镑可兑换法币八十至一百元，可官方银行却强行按二十元兑付，这意味着他八成的血汗钱白白被中间盘剥吞噬，即便如此，他依然一笔接一笔地往家里汇款。
直到1975年中美关系解冻后，年过七旬、白发苍苍的蒋彝终于得以重新踏上阔别四十余载的祖国土地。 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这位在西方讲坛上历经风霜的老人早已泪流满面。
1977年，蒋彝再度启程回国。出发前，他兴奋地对亲友许下诺言，这次回去绝不空手，他要写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画记》，还要重新修订《中国艺术史》，作为自己献给故土母亲的珍贵礼物。
回到祖国后，年逾古稀的他如同不知疲倦的年轻学子，马不停蹄地奔波了全国十一个省市。从洛阳龙门石窟的佛雕，到长沙马王堆的汉代帛画，再到安阳殷墟的殷商甲骨……他贪婪地注视着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沃土，用画笔与笔记仔细记录着眼前的一切。
1977年10月17日，蒋彝在北京首都医院（今协和医院）病逝，10月26日，亲友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护送回江西九江，安葬在庐山脚下、鄱阳湖畔的马回岭公墓。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生在庐山下，以一管毛笔走遍了世界的万水千山；最后，这位沉默前行了一生的“哑行者”，终于安心地睡在了故乡的山川怀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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