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5岁住养老院，儿女10年没来看我1眼，第11年我直接消失离开

我叫赵德柱，今年七十六了。这篇东西是我口述，隔壁床的老孙头帮我写的。他以前是中学语文老师，字写得周正，就是耳朵背，我说一句他得凑过来问三遍。不过没关系，我时间多得很。

我是在六十五岁那年进的养老院。老伴走得早，六十二岁没的，胃癌。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赵，别拖累孩子。”我点头说好。那时候儿子在深圳，女儿在省城，都忙。忙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十年里，他们总共来过三次。第一次是送我进来那天，第二次是签什么补贴文件，第三次是去年，来问我老房子到底怎么处理。

养老院在城东，以前是个国营厂的招待所改的。我住二楼靠窗那间，窗外有棵玉兰树，春天开白花，花瓣掉在窗台上，像纸钱。头两年我还盼，每到周末就坐在大厅里，看着门口。后来不看了，大厅那个座钟一到下午三点就响，响得人心慌。我就回屋躺着，看天花板上的裂纹，一条一条数，数到八十七条的时候，护工小刘来送晚饭。

小刘是农村来的，二十出头，脸圆圆的，说话嗓门大。她每次给我送饭都要说一句：“赵大爷，今天有红烧肉，您多吃点。”其实那红烧肉是豆腐做的，我吃得出来。不过我从不说破，她也不容易，一个人管三层楼，夜里还要查房。

日子就这么过。我隔壁床的老孙头比我晚来两年，他是自己要求来的，说家里房子太小，儿媳妇嫌他咳嗽声音大。他来了以后我俩就下棋，下那种最简单的五子棋，他总输，输了就急，急完了又笑。他说：“老赵，你这个人心里不装事，所以能赢我。”我说：“我装什么事，我连儿女都不想了，还装什么事。”

其实我想。怎么能不想。儿子小时候发高烧，我背着他跑了十里地去医院，那时候没车，全是土路，我鞋都跑掉一只。女儿出嫁那天我躲在厨房哭，怕她看见，拿围裙捂着脸。这些事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拔不出来。但我不说，说了没用，说了也没人听。

到了第十年，我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早上我照常起床，吃了小刘送来的稀饭和咸菜。然后我换了身干净衣服，把床头柜里那点东西收拾了一下——一个旧钱包，里面夹着老伴的一寸照片；一串钥匙，是老房子的，虽然早就租出去了；还有一封信，是十年前女儿写来的，就两行字：“爸，我们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去了院长办公室。

院长姓吴，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电脑，见我来了，站起来扶我坐下。我说：“吴院长，我要走了。”他愣了一下：“赵大爷，您去哪儿？儿女来接您？”我说：“不是，我自己走。我今年七十五了，住了十年，够了。我想出去转转。”他劝我，说外面不安全，说我年纪大了，说万一出点什么事不好交代。我说：“交代什么？我自己的命，我自己交代。”

他拗不过我，最后让我签了个什么免责声明，还叫小刘帮我把东西拎到门口。小刘眼睛红红的，说：“赵大爷，您去哪啊？”我说：“不知道，先走走。”她塞给我一袋橘子，说路上吃。

我出了养老院大门，往左拐。左边是条大路，车多，声音吵。我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右拐。右边是条小路，通向一个老居民区，路两边种着梧桐，叶子黄了一半，落在地上踩起来沙沙响。我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见一个菜市场。门口有个老头在卖烤红薯，推着那种铁皮炉子，香味飘过来，我鼻子一酸。

我买了一个红薯，五块钱。老头找零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大爷，您一个人？”我说：“嗯，一个人。”他说：“我也一个人。我在这儿卖红薯卖了八年，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风雨无阻。”我说：“你儿女呢？”他说：“在美国。十年没回来了。”我说：“那你想他们吗？”他笑了笑，没说话，从炉子里又夹了一个红薯，用纸包好递给我：“这个送你，趁热吃。”

我拿着两个红薯，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公园，里面有人下棋，有人遛鸟，有人跳广场舞。我找了个长椅坐下，把红薯吃了。吃完以后，我把钱包里的那张照片拿出来看。老伴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扎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我说：“老伴啊，我出来了。以后我替你活，替你看看这个世界。”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一晚上八十块，房间很小，床单有股消毒水的味道。但我睡得特别踏实，十年来第一次没吃安眠药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去找了个事做。

公园旁边有个社区服务中心，门口贴着招工启事，招保洁员，每天上午两小时，一个月给八百。我进去问了，一个年轻姑娘看看我，说：“大爷，您多大岁数了？”我说：“七十五。”她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干活？”我说：“不干活干嘛？等死啊？”她笑了，说：“行，您明天来试试。”

我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去社区扫地，扫完地就跟几个老头下棋。中午在小饭馆吃碗面，下午去图书馆看报纸。图书馆管理员认识我了，给我留靠窗的位子，说那边光线好。我看完报纸就给她讲上面的新闻，她听得直点头。

至于养老院那边，我听说我走了以后，儿子女儿都打过电话，问院长我人去哪了。院长说不知道，他们就报警了。警察来问了一圈，也没找到。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上个月，我在街上碰见了小刘。她看见我吓了一跳，说：“赵大爷！您怎么在这儿？”我说：“我在这儿扫地啊。”她眼圈又红了，说：“您怎么不回去？大家都惦记您。”我说：“小刘，你告诉我，我回去干嘛？回去等他们来看我？十年了，他们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与其在那儿坐着等死，不如出来走走。我现在每天有事做，有人说话，吃得下睡得着。这不比在养老院强？”

她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这是您儿子的电话，他上次来院里找您，让我看见您就给他打。”我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然后撕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小刘急了：“大爷，您这是干嘛？”

我说：“小刘，你知道我为什么走吗？我不是恨他们，我就是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前六十年为父母活，中间三十年为儿女活，最后这几年，我得为自己活。他们来不来，认不认我，那是他们的事。我活得好不好，那是我的事。”

我指了指不远处那个菜市场：“看见那个卖红薯的老头了吗？他儿女也在国外，十年没回来。但他每天卖红薯，笑得比我儿子还开心。为什么？因为他想通了。人老了，最怕的不是没人管，是自己把自己当个废物。”

小刘走了以后，我接着扫我的地。扫到那棵梧桐树下，叶子又落了，金黄金黄的，铺了一地。我慢慢扫，不着急。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远处有人放风筝，一个小孩子跑过去，风筝在天上飘啊飘。

我抬头看了一眼，心里说：“老伴，你看，这世界多好啊。”

至于我儿子女儿，他们要是哪天想通了，来找我，我请他们吃烤红薯。要是想不通，那就算了。我已经等了十年，不想再等了。剩下的日子，我要自己过。

那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姑娘昨天问我：“赵大爷，您怎么每天都这么高兴啊？”

我说：“因为我现在活的是自己。”

她笑了，说：“您真有意思。”

我也笑了。我没告诉她，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老伴那张照片拿出来看一眼，跟她说说话。我说：“老伴，我今天扫了三条街，下了五盘棋，还看了一份报纸。报纸上说，明年养老金又要涨了。”

“你放心，我替你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