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干律师整整11年，现在案源断了，月收入不到三千

我哥大我五岁，从小就是家里那个“有出息”的。2013年他拿到律师执业证那天，我爹在村里放了一挂两千响的鞭炮，二大爷端着酒杯说咱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我哥端着酒杯红着脸，说以后谁家打官司找他，保准给办得漂漂亮亮。

那时候他多风光啊。在石家庄一家中等律所执业，专做交通事故和工伤理赔，一个月接四五个案子跟玩儿似的。最猛的时候他同时跟了十七个案子，开庭排期排到两个月后，当事人排着队请吃饭。我嫂子就是那时候相中他的，说这小伙子能挣钱，有前途。

变化是一点一点来的。先是2018年前后，保险公司理赔流程越来越规范，很多小事故自己就能协商，不用请律师了。接着是2020年疫情，法院网上开庭，当事人一看不用跑腿，找个代写诉状的几百块钱就解决了。我哥还按老路子跑医院蹲点发名片，一天下来发出去两百张，加微信的不到五个。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碰见我哥在院子里劈柴。我说哥你咋不去所里，他头也没抬说“没案子去干嘛”。我爹在旁边直叹气，跟我说你哥现在一个月到手两千八，上个月还交了一千二的社保，你嫂子天天跟他吵。

我去他屋里坐，他拿出手机给我看微信通讯录，划拉半天找出来一个叫“王总”的。说这人欠他三千块代理费，都两年了，要了八回没要上来。又翻到一个“赵哥”，说这人去年找他打离婚官司，谈好五千块，案子结了人跑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问他为啥不去法院起诉，他自己苦笑：“我起诉他？诉讼费加时间成本，搭进去都不够。”

最让他窝心的是去年秋天那件事。他一个老同学给他介绍了个案子，标的额不大，八万块的借款纠纷，说好代理费六千。我哥吭哧吭哧跑了三趟法院立上案，开庭前一天当事人突然说双方和解了，不打了。六千变成一千五，我哥问为啥，人家说“你又没开庭，就跑了跑腿”。我哥那天晚上在我家喝了半斤酒，红着眼跟我说：“弟，哥干了十一年了，以前人家叫我李律师，现在连小区保安都喊我老李。”

我嫂子托人给他找了份企业法务的活儿，月薪七千五，五险一金。我哥去面试了，人家看了他简历说“您这岁数再转法务有点晚了”，最后要了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哥回来把简历往茶几上一摔，三天没出屋。

转机是上个月的事。村里二大爷家孙子在工地上让钢管砸了脚，包工头扔下五千块就不管了。二大爷拄着拐棍来找我哥，说三儿你给想想办法。我哥一听工伤，眼珠子亮了，问清情况，掏出手机就开始记。第二天他跑了趟人社局，把工伤认定材料递上去了，又带着二大爷孙子去做了劳动能力鉴定。前后跑了小半个月，伤残十级定下来了，包工头那边托人传话，说愿意再给三万。

我哥没松口，直接算了一笔账：医疗费、误工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加起来八万出头。包工头傻眼了，最后七万八私了。二大爷拿到钱那天，提着一兜子鸡蛋上我家，进门就喊我爹：“老李，你这儿子没白供！”我哥在旁边搓着手嘿嘿笑，说二大爷您别客气，应该的。

事情传出去，村里在县城打工的、隔壁村搞装修的，陆陆续续来找他。都是些小案子，要钱的、争宅基地的、工伤磕碰的，代理费三千五千的。我哥来者不拒，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赶公交，晚上回来在本子上记账。这个月我问他咋样，他翻着账本给我看：十二个咨询收了六百，两个案子收了四千五，还有一个工伤正在谈。

“加吧加吧，能过五千了。”他合上本子，点了根烟，“你嫂子脸色好看多了。”

我爹现在逢人就说：“我儿子在县城帮农民工打官司呢，挣得不多，但睡得踏实。”二大爷在旁边接话：“啥叫好律师？给老百姓办事的才叫好律师。”

前天我哥给我打电话，说有个以前的老客户介绍了个交通事故的案子给他，标的二十多万，代理费能拿一万二。电话里他声音压得低，但我听得出来，跟当年放鞭炮那天一个调调。

“弟，你说我是不是该换个名片了？背面印上‘农民工维权’几个大字。”

我蹲在自家地头笑了半天，说哥你印吧，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