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华东战场上的宋时轮接到任命，出任新组建的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这支部队后来经历渡江、上海战役，又转战朝鲜东线，前后四位司令员的更替，正好折射出战争任务的不断变化。

第9兵团成立时，编入第20军、第27军、第30军和第33军，政委为郭化若，参谋长为覃健。它并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部队，而是华东野战军长期作战中逐步锤炼出来的主力集团。

渡江战役后，第9兵团向安徽方向推进，在郎溪、广德一带截击南逃部队，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多个军。战场推进很快，但真正考验部队组织能力的，是随后进行的上海战役。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展开攻击。第9兵团与第10兵团配合作战，逐步压缩守军活动空间，切断其向南撤退的通道。上海解放后，城市秩序和重要设施保护成为新的任务，宋时轮又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员。

这项安排很有分量。上海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一，部队进城之后，既要防止残余武装破坏，也要维持交通、仓库和工厂的基本秩序。第9兵团没有因为战役结束就离开，而是承担了接管城市的后续责任。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战场形势迅速扩大，原有入朝兵力难以应付东线压力。1950年11月，第9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辖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陶勇任副司令员。

当时的部队调动十分仓促。第9兵团原本驻守华东，接到命令后迅速北上，再跨过鸭绿江。部队面对的不是熟悉的江南地形，而是山地、冰雪和完全不同的作战节奏。

有人后来问：“冬装还没有完全配齐，为什么仍要投入战斗？”前线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敌情不等人。”这句话并非豪言，而是当时的实际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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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战役于1950年11月下旬打响。第9兵团所属第20军和第27军首先投入战斗，第26军随后赶到。志愿军利用夜暗和复杂地形，对美军陆战第1师、第7师部分部队实施分割围攻，迫使其向南突围。

新兴里一带的战斗尤其激烈。第27军第80师、第81师等部队连续攻击美军第31团级战斗队，重创其建制，缴获团旗。由于这支部队被美军称为“北极熊团”，这面旗帜后来成为那场战斗的重要见证，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战果背后，是极其惨重的代价。第9兵团入朝时，御寒装备准备不足，许多官兵在严寒中连续作战。冻伤、冻死和战斗伤亡叠加，使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第9兵团三个军冻伤人数接近三万人，非战斗减员十分突出。

长津湖之后，第9兵团需要休整和补充，部队番号与主官也随之发生变化。宋时轮回国后，副司令员陶勇接任兵团司令员。陶勇熟悉华东部队，尤其了解第9兵团的作战特点，接任并非偶然。

1952年8月，王建安入朝，接替陶勇担任第9兵团司令员。与此同时，部分部队进行轮换，第23军、第24军等部队陆续承担新的作战任务。王建安在阵地战和秋季战术反击中，重视小部队灵活行动，强调以有限兵力不断袭扰、夺取要点，逐步消耗对手。

这种打法看似规模不大，却适合当时的战场条件。志愿军不必处处与敌人硬拼，而是依靠夜袭、伏击和阵地争夺，积少成多地削弱敌军。王建安在朝鲜坚持作战一段时间后，因身体原因回国。

接替他的，是王必成。此时王必成曾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又长期带领第24军作战，对部队情况十分熟悉。由他接任，既有指挥上的连续性，也便于稳定部队内部的协同关系。

于是，第9兵团在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由四人掌舵：宋时轮、陶勇、王建安、王必成。1955年授衔时，宋时轮和王建安被授予上将军衔，陶勇和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四位将领都出自第三野战军系统，却在不同阶段承担了不同任务：有人负责建军和转战，有人负责严寒中的突击，有人负责阵地反击，也有人负责部队调整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