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湖北新洲李集一带，农民李起志正在田里收拾庄稼。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控制范围不断向乡村延伸，院子湾等地也被迫承受占领之苦。关于这场冲突的细节，主要见于当地口述和后来的回忆材料，具体日期已难以考定，但事件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不难理解。
乡村没有城墙，也没有像样的武器。日军进村时，往往依靠枪械和刺刀维持威势，搜粮、抢物，盘查行人，稍有不顺眼便拳脚相加。百姓手里只有扁担、锄头和镰刀，面对全副武装的侵略者，只能暂时忍让。
李起志曾到集市买盐。进城时，日军查看证件，因他动作稍慢，又没有及时行礼，便遭到一个日本兵掌掴，随后被枪托击中头部。伤口流血不止，他没有还手，因为周围全是枪口。
那一巴掌并不只是打在脸上。
对一个庄稼人来说，种田、养家、过日子，是最朴素的愿望。可在刺刀面前，这些都变得没有保障。李起志回到村里后，亲眼见过乡亲们躲避搜查，也听说过妇女遭受凌辱的惨事。村民不敢公开议论，只能把门关紧，把孩子藏在柴草垛后面。
有意思的是，日军的凶横并不等于毫无顾忌。他们依仗的是成群结队和枪械，一旦脱离据点，单独行动时同样担心遭到袭击。这个细节，后来成为李起志判断形势的关键。
几天后的傍晚，河边传来断断续续的口哨声。李起志抬头望去，只见一名日本兵背着三八式步枪，摇晃着走向村口。他不时朝村内张望，显然不是路过，而是另有企图。
李起志没有立即冲上去。
他站在田埂边观察，手里的锄头还沾着泥。那名日本兵走走停停，似乎在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村口很安静，几户人家早早闭门，鸡犬声也压得很低。
乡亲们后来回忆，李起志当时只说了一句：“不能让他进村。”
这句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农民在危急时刻作出的判断。若让日本兵进入村内，受害的很可能不止一家。李起志从田坎上跳下，绕到对方身后，借着暮色一步步逼近。
日本兵听见脚步声，刚转过身，锄头已经抡到眼前。第一下击中肩部，他踉跄着扑倒，手里的步枪也脱离了控制。李起志没有给他重新起身的机会，接连挥动锄头，直到对方失去反抗能力。
整个过程很短。
枪械带来的优势，在狭窄的村路和突然袭击面前没有来得及发挥。李起志靠的不是武艺，而是距离、时机和多年压在心里的愤怒。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一旦失手，村里许多人都可能遭殃。
附近村民听到动静后赶来，看到日本兵已经死亡，既惊又怕。有人主张立刻离开，有人担心尸体暴露后会引来报复。村里的老人提醒大家：“这事不能传出去，日军查起来，全村都要吃苦头。”
众人随后将尸体装入麻袋，由李起志和两名村民在田地里挖坑掩埋，又在上面种下庄稼，覆土施肥，尽量抹去痕迹。这个办法谈不上周密，却是当时缺少工具、又必须争取时间的无奈选择。
日军很快发现人员失踪。几天后，搜查人员带着警犬在附近村落寻找，沿着道路、河沟和田埂反复查看。村民们照常下地，照常挑水，却人人心里绷着一根弦，生怕一句话说错，便把事情牵扯出来。
搜查持续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待日军暂时撤离后，李起志和同伴连夜挖出尸体，转移到长江边处理。这样的举动风险极大，但若尸体一直留在田中，迟早会被发现，村庄也难以躲过严厉报复。
据当地说法，被打死的日本兵身份不低，可能负责附近小股部队的行动。日军曾到周边村子盘问，还抓人逼问下落。由于邻村百姓并不知情，搜查最终没有找到确凿线索，只得逐渐收场。
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并不在于击毙一名日军，而在于它打破了侵略者不可触碰的神话。此后，据点里的日本兵再不敢轻易单独深入村庄，进出乡间时往往结伴而行。对手仍然拥有枪炮，可他们开始明白，乡村并不是任其取舍的空地。
李起志没有留下显赫职位，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战斗经历。他只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农民，在家园、亲人和乡亲可能遭受侵犯时，抓住了那一瞬间的机会。锄头原本用来翻土，到了那天，却成了他手中唯一能够反击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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