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旅顺，肃亲王善耆已经离开北京数月。清帝退位的消息传来后，他没有接受现实，反而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势力身上。有人劝他收手，他只说：“大清的国运还没有完。”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一生执念的缩影。
善耆生于1866年，是肃亲王豪格的后代，1899年承袭肃亲王爵位。他并非只会守着旧制度的贵族，在清末政坛上，也曾做过几件颇有成效的改革之事，只是这些举动，最终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立场。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仓促西逃，善耆奉命留京办理善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日本人川岛浪速。两人往来密切，后来甚至结拜为兄弟。这个关系，深刻影响了善耆晚年的选择。
庚子事变后，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负责税收与商贸管理。按照旧例，崇文门每年上缴的税银并不算多，官场中还存在层层盘剥。善耆上任后整顿吏治，改变验货收税的办法，减少中间环节。据相关记载，短短一年，国库收到的税银增加到六十多万两。
这件事看似漂亮，却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商户少了额外负担，办事效率提高，掌管旧规矩的官员却失去了油水。善耆很快受到排挤，职位也未能长久保住。不得不说，他在行政上的果断，与他后来政治上的顽固，构成了十分复杂的反差。
1902年以后，善耆又参与京城警政、市政和商业建设。东安市场的兴建，便与当时工巡总局的推动有关；妇女进入戏园看戏的限制，也在他的任内有所松动。他还负责户口、卫生等事务，试图让旧式王朝具备一些近代城市管理的样子。
然而，改革并不等于改变立场。善耆愿意整治贪腐，却不愿接受君主制度已经走到尽头的事实。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善耆接触到相关文稿后，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革命力量的增长。可他的反应不是寻求制度转型，而是组织宗社党，试图保住清朝皇统。
1912年2月，溥仪退位，清王朝正式结束。善耆转赴旅顺，继续谋划复辟。日本明治天皇去世时，他穿丧服、斋戒守礼；大正天皇即位后，他还登上旅顺白玉山祭拜日军亡灵。对一个曾任清朝重臣的人来说，这种举动已经不仅是依附，更带有向日本表明忠诚的意味。
他把六岁的女儿送给川岛浪速收养，后来这个女孩改名为川岛芳子。善耆希望借此巩固双方关系，川岛浪速则把她培养成具有日本背景、熟悉中国环境的特殊人物。两人的关系，既有政治算计，也有家族悲剧，远不是普通的收养二字能够解释。
善耆的第一次复辟计划，安排在1912年秋。他购买军火，伪装成农具，准备运往内蒙古，却在郑家屯附近被吴俊升部截获。计划尚未发动便宣告失败。后来袁世凯称帝，善耆又打出“扶清讨袁”的旗号，但袁世凯于1916年6月病逝，这一计划也失去对象。
复辟屡败，善耆的家产几乎耗尽。此时，他把未竟的政治理想转移到子女身上。据相关记载，他共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不少被安排前往海外或交由外籍、日籍关系人照料，并留下不许回中国做官、做普通百姓的告诫。
这句遗言背后，是他对国内局势的失望，也是对日本势力的错误依赖。他以为远离中国，子女便能保存家族地位；却没有想到，政治立场一旦交给外部势力，家族成员往往也会成为别人手里的工具。
川岛芳子后来参与满洲国相关活动，并被指与九一八事变后的情报行动、上海一二八事变等事件存在联系。她长期以特殊身份活动，成为日本侵华时期颇具争议的人物。1948年，川岛芳子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处决。
善耆于1922年在旅顺病逝，终年56岁。一个曾经整顿税务、推动市政的王公，最终把家族前途押在清朝复辟和日本扶持之上。他留下的，不只是三十八个子女的去向，还有近代中国旧贵族在时代转折面前的两难与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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