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脊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白寿彝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的道德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和丰硕的史学遗产。去年4月间，在祝贺先生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看见他老人家虽然较前清癯得多，但仍然容光焕发。他曾经告诉过我，住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说他各个部位的器官都没有毛病。我思忖，他说不定有望寿登“期颐”呢！想不到刚刚跨入21世纪，他就一病不起了。
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一、二所刚创建时，寿彝先生是历史二所的学术委员和兼任研究员。那时我不在历史二所，所以和他的接触不多。我和他接触多起来，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时是去向他汇报历史研究所或史学会的工作，顺便向他请教史学研究的问题。有时他也让刘雪英同志打电话，叫我到他家里去谈谈史学界的情况。每次去他家里，都能够从他的谈话中获得许多教益。
许多同志论寿彝先生的学问时，都提到他的“通识”。他治史领域十分广阔，兼及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史学史，能够上下贯通，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许多专著和论文，不仅在学术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最后主持编纂的《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更是做了许多努力，既继承了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各种体裁的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又在体例上力求创新，自成一家。寿彝先生很重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和郑樵的“会通”，也很欣赏刘知几“史有三长”———“才、学、识”的要求。但他也指出，古代杰出史学家所说的“通”，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通”并不完全一样。“我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通史·导论》）寿彝先生这种“通识”的学术风格，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自己虽然学得不好，不能望其项背，却是始终不忘他的教导的。
作为寿彝先生的后辈，我不但对他非常敬佩，也很愿意多和他接近。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为了证明知识分子其实最没有知识，搞了一次“考教授”的突然袭击。许多老教授面对那些考题，茫然不知所措。寿彝同志看了考题以后，立即起身离开教室，故意交了白卷。事后有关领导找他，要他作检讨，他毅然拒绝。这件事传开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第二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寿彝先生在反思“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危害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丝毫没有动摇。这些年来，针对有些人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意义的错误倾向，他无论是写文章，作报告，或是和中青年同志谈心，都反反复复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而且，他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也是身体力行堪称表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在20世纪大起大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度真有“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犯了错误，经过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剧变，马克思主义变得很不走运。有人断言它已“过时”，也有人说它根本就不是“科学”的理论。就连有些本来确实虔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产生动摇，觉得需要改换门庭了。事实说明，在革命高潮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是不难的。但在社会主义遭到挫折，党遇到困难，人们信仰发生严重危机时，还能够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锲而不舍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这就需要经得起考验了。寿彝先生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晚”。但他一旦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坚定不移，顺境是这样，逆境也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他思想既不僵化，信仰也不动摇。这种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
第三件是寿彝先生以耄耋之年主编12卷本的《中国通史》这样巨大的学术工程，按理说他只要在指导思想、基本线索、章节体例等方面加以擘画，统一大家的认识，也就可以了。可是他不仅亲自调兵点将，拟订计划，参加讨论，还亲自撰写导论，认真审阅和修改各卷的稿子。他不当挂名的主编，而是当名副其实的主编。他为《中国通史》倾注了晚年的全部心血，保证了这部大通史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鲁迅曾经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称这样的人是“中国的脊梁”。又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中国的脊梁”。白寿彝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埋头苦干、高风亮节的“中国的脊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但愿在我们史学工作者的队伍中，能出现更多像寿彝先生这样的“中国的脊梁”。
《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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