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寿彝先生和外庐先生的一次谈话
清华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在“文革”阴暗的日子里，冒着风险常去探望外庐先生，给他以精神支持的老友中，据我所知，白寿彝先生当数首位。特别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一年，即1976年，白先生去看侯先生的次数更多，谈话的范围更广。这一年我恰好奉侯先生之命，住在他家，做一些文字工作，他们两位老师在小小房间的谈话，我作为学生，常在旁聆听，受到不少教益。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外庐先生刚到历史研究二所工作，便注意所里研究队伍的建设（当时还没有“梯队”这样的词），聘请白寿彝、向达、韩国磬、李埏等先生为兼职研究员，同时积极为专职研究员贺昌群、王毓铨等先生提供较好的研究条件，又聘请了若干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到所工作。外庐先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较大部头的精深研究之作，需要有“导师”（当时还没有“学术带头人”这个词）总揽其事，而且要有水平较高的研究集体来共同完成；还主张研究课题在学术上应有“个性”，即特色，由此形成人文学术研究的学派，以推动史学研究。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外庐先生主持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编著。正待外庐先生准备再次组织学术力量从事其他专著写作的时候，因“文革”的影响而中断，而他自己也失去了自由，蒙受恶名而等待“处理”。到1976年，情况稍有好转，有迹象表明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厄运过去，学人们可望恢复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他在病榻上便开始策划组织学术力量，计划编著《宋明理学史》。恰好寿彝先生来访，他们有了一次充满期待和希望的谈话。
我记得，白先生表述了这样的意思：对于学术和科学的禁锢、污蔑、造谣、中伤，是不会长存的，阴云始终挡不住阳光的照射。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设立学术梯队（70年代有了这个词），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团，而是学派，在学术体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派，是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学术研究指导的学派。外庐同志在这方面是有功于史学研究的。
像白先生如此之深的评价，外庐先生好久没有听到过。这样切中要害的解析，将“宗派”与“学派”区别开来，是对处于患难之中的外庐先生最大的精神鼓励。“四人帮”被粉碎后，外庐先生重建学术梯队，在邱汉生先生具体指导下，由较多中青年学人完成了《宋明理学史》一书的写作，而此书的部分原稿经过寿彝先生的过目，并根据他的建议作过一些修改。汉生先生也曾经就宋明理学中的理论问题和寿彝先生探讨过。
我还记得，就在上面提到外庐先生和寿彝先生的一次谈话中，他们就学术组织工作交换过意见。白先生在学术组织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他向侯先生作这样的建议：编著大部头的史学著作，最好注意两方面的学术力量，一是有深厚研究的老专家；一是有学术活力的中青年学者，可从全国聘请。在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参加者开一次会，由主编介绍思路和基本观点，再进行分工，然后各人返回原单位去进行研究和写作；到一定时候，再集中讨论部分稿件，而大部分稿件应由主编负责审阅和修订。白先生的这个建议，外庐先生是赞成的。《宋明理学史》就是在外庐先生和汉生先生的指导下，由中青年学者写了较多的篇章而完成的。后来寿彝先生计划编著煌煌大作多卷本《中国通史》，由白先生亲自负责主持，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完成。
外庐先生和寿彝先生经常强调人文学术研究有规律可寻。这种学术的研究工作和行政工作不同，是一种精神劳动，因此不能整齐划一，不宜作烦琐的规定，应创造条件使研究者得以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应当体现在著作上；著作的质量检验则是对人文学者的最主要的评价方法。他们组织学人完成了多部研究著作，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填过多少表格，也没有那么多与学术本身无关的杂务。
外庐先生和寿彝先生的谈话，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谈起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白先生说，马克思逝世后下葬，在墓前吊唁的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后来的世界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的物质力量，今天人们在心上纪念马克思，而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寿彝先生谈到这些，外庐先生轻轻点头。他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这样结束。这时是1976年，阴云尚未完全过去，这两位史学大家心里充满热切的期待和希望。今天2000年4月寿彝先生刚刚离我们而去，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应当再次读读寿彝先生生前最喜欢读的名篇之一——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是纪念白先生最好的方法之一。
2000年4月15日
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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