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9年春，后周东京，北伐辽国的准备正在加紧，皇帝柴荣却接连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依靠：一位是辅佐多年的王朴，另一位则是他自己的健康。几个月后，年仅39岁的柴荣病逝，幼子柴宗训继位。又过了半年，后周便改换了旗帜。
这段历史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朝代更替太快，更在于柴荣临终前并非毫无安排。他清楚五代政权更迭频繁，军队往往比诏书更有分量。因此，他试图把禁军、朝廷和地方势力彼此牵制，为幼主留下一个不容易失控的局面。
柴荣继位于显德元年，也就是954年。当时的后周并不安稳，北汉与辽军联兵南下，高平一战暴露出禁军积弊。柴荣亲自整顿军队，淘汰老弱，重建殿前军，提拔赵匡胤等将领。后周军队由此逐渐成为五代时期最具战斗力的武装。
王朴在这场改革中作用极大。他既能处理政务，又熟悉军事部署，还向柴荣提出先南后北、由易到难的统一方略。柴荣后来南征南唐，取得淮南大片土地，迫使南唐称臣，正是这一战略的实际推进。
有意思的是，王朴去世得十分突然。显德六年，王朴从地方巡视归来，前往拜访李谷，交谈之中忽然发病，随后离世，年仅五十多岁。史料记载了他的猝死，却没有提供遭人加害的证据。把这件事直接解释成谋害，证据并不充分。
但对柴荣而言，王朴的离开无疑是重大打击。此前，柴荣出征在外，王朴常常负责留守东京，军政事务处理得井然有序。王朴一死，柴荣仍然要继续北伐，却少了一位能够让他完全放心的助手。
北伐初期，后周军队进展很快。辽军在河北一带接连退却，部分州县甚至主动归附。柴荣一度准备进取幽州，可将领们却多持反对意见。军事会议上的分歧，说明前线并不像表面那样顺利，也说明将领们对深入辽境仍有顾虑。
就在准备继续推进时，柴荣突然患病，只能退驻雄州一带。后来，他又解除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职务，将李重进调离京师军队。二人都是郭威的女婿，也都是手握兵权的重臣。柴荣的安排，显然带有防范意味。
“宁可多设一道防线，也不能把兵权交给一个人。”这类想法，正是五代君主最现实的生存经验。
柴荣随后提拔赵匡胤接掌殿前都点检，又让韩通负责牵制侍卫亲军，同时给两大禁军系统安排副手。朝廷方面，则由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分掌政务与枢密事务，并让资望深厚的符彦卿居于高位，以压住群臣。
安排看起来相当周密，却有一个隐患：制度能够限制权力，却未必能够限制已经形成的人脉网络。
赵匡胤早年奉命整顿殿前军，对军队编制、将领任用和士卒训练都十分熟悉。石守信、王审琦、张琼等人，后来逐渐成为他身边的重要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赵匡胤很早便密谋篡位的说法，主要来自后世叙述，史料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关系都等同于预谋。
显德六年六月，柴荣病情恶化。他临终前召见范质，将年幼的柴宗训托付给朝臣。柴荣去世后，柴宗训即位，朝廷表面上仍按原有秩序运转。问题在于，真正掌握京城安危的，始终是禁军将领，而不是年幼的皇帝。
关于柴荣的死，后世常有中毒、暗害等传闻；关于王朴之死，也有人据此牵连赵匡胤。然而正史没有形成能够坐实这些判断的证据。可以确认的是，柴荣死时后周失去了最有威望的核心人物，军政平衡随之变得脆弱。
960年正月，契丹与北汉南下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命赵匡胤率军北上。赵匡胤带领主力出城，到达陈桥驿后停留。随后发生兵变，部下拥立赵匡胤，所谓“黄袍加身”成为政变合法化的象征。
赵匡胤回到东京时，京城防务已经被其亲信控制。韩通试图抵抗，但很快被杀。范质见大势已去，曾质问赵匡胤：“先帝待你如子，今日尸骨未寒，为何如此？”然而兵变既成，朝臣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恢复原状。
显德七年正月初四，柴宗训禅位，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周结束。柴荣生前确实留下了不少防范措施，可他没有料到，禁军整顿培养出的核心将领，最终拥有了超越制度约束的军权与人望。后周的灭亡并非一夜之间凭空发生，王朴早逝、柴荣病逝、幼主即位和禁军政变，几个关键环节接连相扣，才使陈桥驿的那场变局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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