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在2000家以上，但是中国客户新申请的案子比2022年少了近一半。同一时期内，香港单一家办的数量悄悄上升至3384家，两年内增加了681家。
变化不是富人突然新加坡了这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两头同时收紧了口袋，中国堵住离岸信托的税务递延空间，新加坡2023年洗钱案之后把合规审查的门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过去一套把钱装进新加坡家办的安排，成本正在被重新计算。
2020年到2024年新加坡家办数量迅速增长。新加坡不征资本利得税，没有遗产税，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17%；家办通过税收豁免计划，符合条件的投资收益可以免缴所得税。设立家办的同时也可以衔接工作准证和居留通道。对于中国高净值人群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放资产、也可以放人的地方。
2023年8月，新加坡破获一起涉案30亿新元的洗钱案。后续查明，有6家获得税收优惠的单一家办基金，与洗钱案定罪人员或者其配偶存在关联，相关税收优惠从当事人被起诉或者定罪的财年起撤销。审查随之收紧，家办审批一度积压到18个月，银行开户也要等上数周甚至更久。
审查变严是为了堵漏洞，但是时间成本还是落在了申请人身上。有位帮助中国客户设立家办的人士对媒体表示，2022年以来中国客户申请新加坡家办或者居留的案件数量减少了大约50%，主要原因是审查和新规的增加。这不是官方统计数据，但是它所指向的方向和市场感受是一致的。
中国这边的动作也在改变算账方式。2026年5月，证监会等八部门印发整治方案，设两年集中整治期。整治期内，境外机构不能再为境内的存量投资者提供买入交易和转入资金服务，只能单向卖出并转出资金。用海外账户直接买卖股票这条日常通道，被收窄了。
更实质的一步是7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公告，居民个人把股权、股票、房产等财产装入离岸信托，视为财产转让，增值部分按照20%缴纳个人所得税；信托存续期间取得的收益，不论是实际分配还是未实际分配，都按照年份申报纳税，适用20%的税率。
很多中国富人过去在海外搭建红筹架构，把公司的股权一层层地装入离岸信托。股权没有卖给第三方、也没有收到现金，就默认不产生即时的税负；信托收到分红或者转让收益之后，只要不分配给个人，就默认不用缴税。新规把这两个“默认”都做了。离岸信托不再是一个可以无限期递延税务的盒子。
对于把新加坡信托当作长期持有架构的家族来说，不是多交一笔税的问题，而是整个架构的税务逻辑被改写了。装入时要算一次，存续期间每年还要算一次，不管钱有没有落到个人口袋里。
两端一挤，钱不会凭空消失，但是会重新挑地方。香港成了最直接的分流地。德勤受香港投资推广署委托所做的研究推算，截至2025年底，香港单一家办数量为3384家，较2023年底增加681家，两年增幅超过25%。
香港的优势就是新加坡的摩擦点。合资格的家控工具可以适用0%的利得税宽减，税务优惠不需要逐案前置审批，只需作出声明确认符合条件；设立流程虽然仍然要经过架构搭建和合规准备，但是不依靠新加坡那种逐个申请牌照豁免的排队。对于一个正在重新计算时间成本的家庭而言，这个差别就可以改变决策。
波士顿咨询2026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从宏观角度入手，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新加坡增长10.3%，达到2.1万亿美元，排在第三。香港体量大、增速快，两者之间绝对差距在扩大。
但是把这件事说成“中国富人集体撤离新加坡”是不准确的。截至2025年底，新加坡获得税优的单一家办仍然超过2000家，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还在持续扩大。金管局新框架于2026年6月15日正式实施，符合条件的单一家办不再需要逐个申请个案审批，只要通知金管局并且满足基本条件，就可以自动获得牌照豁免。方向是让合规客户更快落地，而不是把门关上。
真正减少的是增量中的中国面孔，以及那些原本打算把新加坡当作唯一离岸落脚点的人。迪拜也承接了部分需求，但是它的家族相关实体口径要更宽泛一些，不能完全等同于单一家办，分流的规模还无法精确比较。
对于财富家族来说，选择变得比几年前要复杂了。新加坡存量盘子还存在，但是新钱进入的速度变慢了，合规审查的颗粒度没有回到以前。香港接住了部分分流，但是中国离岸信托新规同样适用于香港，装入、存续环节的税负逻辑已经改变，合规成本在哪儿都躲不了。找的不是一个“最宽松”的地方，而是一个规则清楚、时间可预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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