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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美]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著 梅念 译 胡其安 李新 校注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0
ISBN：9787108084989 定价：79.00元
【内容简介】
描述红军和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列，被《时代》周刊称作“震惊世界的成就”。
它以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记录了朱德六十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它呈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时代的洪流中，朱德从佃农之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人生历程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
朱德及其同时代人的讲述，满载个人体验，使那段历史充满细节，有血有肉，具有现场感。
【作者简介】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史沫特莱1928年赴华，在中国生活12年。抗战期间，她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史沫特莱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遵其遗嘱，1951年骨灰移葬中国，朱德亲笔为她的墓碑题词。
【目录】
中译本校者序言
原出版者序言
序曲
第一篇道路的起点
第二篇走向革命之路
第三篇灾难沉重
第四篇探索
第五篇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六篇土地革命开始
第七篇《上杭之歌》
第八篇反“围剿”
第九篇长征
第十篇历史重演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十二篇“伟大的道路”
附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
【选摘】
原出版者序言（节选）
此书可与特拉季亚科夫的《中国证言》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的“自述”并列，充分享有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地位。这些作品要比学院派社会学者的著作有价值得多，这些学者总是使用麦克斯 - 威伯派的抽象观念作为他们对中国的无知的遁辞。这些作品有助于读者们深入了解错综复杂和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同时向读者们介绍了有血有肉的个人，这些人正是由于具有本身的特点，代表着广大的社会阶层。把朱德只说成是“典型”的中国农民，那将是荒谬的事。但是，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实例来表现典型的农民风格——他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考中了秀才之后，竟然想下田帮助耕种，他的全家大吃一惊，因为一个读书人竟然干起体力劳动，不仅是贬低了自己，也因而贬低了他对全家的经济价值，这种做法，简直是亵渎神灵。
把《伟大的道路》和《中国证言》两书作一个略微详尽的比较是有益的。后者是一名学生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前后的动荡岁月中的传记。与谭家一样，朱家也是四川人。与谭世华的父亲一样，朱德也是哥老会和同盟会的会员，国民党党员，辛亥革命和挫败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的参加者。两个人在未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都曾经多次有生命危险。与谭世华本人一样，朱德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民族觉醒期间受到很大影响。谭世华，一名在北京的左翼国民党学生，决定在莫斯科完成其学业。朱德，一名刚戒掉鸦片瘾的低级军官，为共产党所拒绝的入党申请者，而且几乎比谭世华大 20 岁，却前往柏林去寻找“伟大的道路”。
如果说《中国证言》不只是谭世华一个人的，而是整个这一世代的中国学生的传记，那么，《伟大的道路》的开头部分，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无数中国农民家庭的传记。谭世华在一个低级文官家庭的幼年时期和朱德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幼年时期，有着动人的对比。谭世华的家财由于他父亲参加秘密革命活动造成生活上的漂泊不定而散尽，朱德所受的宠爱则超过家中任何一个人。这一事实加强而不是减弱了两者的对比。“阎王”的强索勒求使得朱德对地主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这在谭世华幼年时期所受到的训练和教养中，是不可能产生出同样的感情的。
朱德的母亲既无姓名，又不“体面”，她是卖艺人的女儿。整个家庭由他祖母管理，这个女家长一心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土地，朱德所受的教育，就是恢复耕地的长期战略中的一步。朱德因此得以做官——说实话，只是一个军官，这使得他的家庭颇为失望。但是他从未忘记他的农民本色。
现在已经普遍承认，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他们具有反映和预期农民的根本愿望的能力。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把朱德选为典型，如果单纯是因为他足以表达农民的观点，那实在是聪明之举。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再加上他对于政治有高度的见解，他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农民是全世界最革命的人。”由于他具有这一长处，他因而能够与他的部队完全打成一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根据伊万斯·卡尔逊所称的基督教原则，或“道德标准”，把军队组织起来。的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总司令，在现役期间从事纺织、排字、种菜、做饭、写诗和讲学，不仅为自己的部队讲解军事战略和战术，而且向妇女班讲授如何储存蔬菜。如果《伟大的道路》可以与《中国证言》同列为社会文献，则它作为历史文献可与《西行漫记》并列而毫无逊色。这两本书在某些事项有所重复，然而，就是重复，两者也是相辅相成，而并没有冲突。斯诺的书毫无问题是一本经典著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书也值得列为经典。这里的篇幅仅能把《伟大的道路》所记述的历史高潮简单介绍一二。
凡是曾经访问过延安，或现在从人民中国访问归来的人，都惊异地发现，共产党人的诚恳待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强烈拘谨作风大不相同，这种作风一直未曾消逝。在中国政治生活还没有结晶为两大政党之前，青年读书人组成了许多小团体，例如朱德在仪陇县与其他教师所组成的团体，庄严地将生命献给国家；这种团体（差不多都是秘密结社），乃是一种共同的现象。这在朱德的良师益友蔡锷身上表现得很多，读者禁不住希望书中有关介绍还要再多一些。而且，书中有关辛亥革命和四川、云南两省讨袁运动的详细介绍，有助于充实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当模糊的一章。
朱德关于西南军阀割据情况的叙述是极其有用的，很遗憾的是史沫特莱女士没有把他的叙述全部重现出来。因为里面不仅有全国的和四川省的人物如刘湘、张群、邓锡侯和杨森等人，而且，如果不对军阀的性质和根源有所了解，那么对于 1911—1949 年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政权完全倚仗于军事力量），就难获得清楚的认识。团结和分裂的问题，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串着全部中国历史。1842—1949 年，在外国侵略和内部纷争的双重压力下，分裂是主要方面。军阀割据是分裂局面的一个毒性变种，“受外国金钱的雇佣和豢养是袁世凯留给中国的遗产”。军阀是军人政客，半封建式雇佣兵队长，他们利用自己的军队或几支军队的联合，玩弄强权政治，正像帝国主义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玩弄强权政治一样。不管这两种把戏交织进行有多么复杂，它们总是只造成一种结果——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
蒋介石像在他以前的袁世凯一样，希望成为最大的军阀，把全中国都划归他的辖区——他一再把中国和自己视为一体。袁世凯过去在腐败的清朝军队任职，和蒋介石原先曾在上海交易所和黑社会厮混，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蒋介石的许多行动不能作其他的解释，只能解释为军阀的诡计和野心的疯狂表现，甚至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处理都带着军阀色彩。
朱德1926 年自苏联回国后，国民党给予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争取他的老同僚、四川军阀杨森，要杨森支持北伐，或者起码使杨森中立。这个任务，由于英国炮轰了川东万县而得到有力的推动。不过，国民党与军阀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当张国焘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他的私人军队而失败时，这种共生关系渗入了共产党队伍中。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有关南昌起义到第二次“围剿”，以及有关长征的记述，给政治史学者以及军事史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朱德为发展经典的共产党作战方法所作的贡献，其重要性已经无须再作申述。不过，这里面也很有一些细节引人入胜。这里只提一两件：有一个故事说，东固共产党领袖们是地主出身，为革命一切在所不惜，但就是不同意分他们自己的地！今天，农业合作社在是否允许过去的地主参加的问题上，就处理得很谨慎。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和反革命作斗争的委员会的，它一开始就扎根于群众。这就很能解释清楚，中国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重蹈俄国公安机关的覆辙，没有出现官僚主义和为非作歹。
长征是《西行漫记》一书的高潮，我们一直在反复阅读斯诺的有关记述。我们相信，许多读者对于《伟大的道路》将有同样的反响。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与长征比较起来，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从纯戏剧来说，红军越过曾经吞没了多少生命的大草地，第一次与甘肃边境的中国农民发生接触时——“我们抚摸他们的房屋和土地，拥抱他们，我们又跳又唱又流泪”，这只有色诺芬的“海！海！”堪与比美。
从政治角度来看，《伟大的道路》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据我们所知，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单就这一点来说，此书已是值得一读了。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却拒绝与红一方面军合作，希望留在川西和西康；共产党人如果留在那里，就无法进行抗日斗争，也与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隔绝。为了推行他的计划，他劫持和扣留了朱德以及他的部属达一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已是千钧一发。第一，如果张国焘不是因为执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而遭青海回教军阀击败，第二，如果共产党人不是使用“耐心说服”政策，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基层人员，那么，1937 年以后局势的发展，很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
《伟大的道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本正式传记。朱德自己提供了 1937 年以前的大部分材料，但是文章的叙述、评论和解说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而且只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一个人的。如果她明显地表现出对她书中的主人公怀有极大的崇敬，那是一切与朱德接触过的其他人所共有的崇敬。埃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写道：“朱德有罗伯特·E. 李的和蔼，格兰特的坚韧和林肯的谦虚。”史迪威将军 1944 年 10 月在中国的最后的个人行动之一，是将他的有衬里的夹克衫送给朱德。18 个月之后，当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时，史迪威写道：“马歇尔将军也创造不出奇迹。我多么渴望扔掉我的铁锨，到那边去，扛起一支步枪，与朱德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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